摘 要: 文化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隐性文化主要埋藏物是观念,而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其它的观念都会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价值系统是文化的深层内核、民族文化的精神本质。挖掘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部分,找出民族间的文化异同,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交际的策略,可以提高跨文化有效交际,因此揭示隐性文化是跨文化交际探讨的重难点,而在日常口语中隐藏着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本文试从司空见惯的日常亲属称谓中探究蕴于其中的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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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亲属称谓 异同性 文化价值取向
1.引言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充分地表现在不同社会的亲属称谓方面,这些语言异同作用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称谓是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标志――称谓语显然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如权势关系和同一性或平等性关系),它也可能是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贾玉新,1997:32)在跨文化交际中,深入了解中西方亲属称谓的异同及其文化价值取向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Sapir和Whorf认为某一社会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决定并反映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也就是被社会化的过程。在其中,人们会在无意识地习得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社会观念的同时,习得交际能力,并用其传递价值观念。文化又为语言规定了多种不同的价值范畴、社会规范等,而中西亲属称谓的异同性则反映了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
2.中国亲属称谓
2.1中国亲属称谓划分的依据
要了解中国的亲属称谓首先必须熟悉传统中国家庭的亲情系统,而亲情系统是按照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工作关系等划分的。其中血缘、婚姻关系占主导地位,而血缘关系又和婚姻关系密切相关,通过婚姻关系重构血亲关系,工作关系又可根据年龄、职位高低、背景(包括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地域背景等)等进行具体划分。
2.2中国亲情称谓和亲情系统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对中国家庭结构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亲情系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熟知中国社会的潜在运行规则。传统的中国家庭结构有三个特点:等级秩序、性别秩序、年龄秩序。根据以上三个特点,以自己为核心可把中国亲情系统划分为四类: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的同姓本家、以婚姻关系为主的内亲、和本家有关的同姓亲戚、不同姓的亲戚关系。
2.2.1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的同姓本家
这类亲情系统是所有关系中最密切的关系,它包括未婚之前以自己父姓为主的同姓家族人员: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亲兄弟、亲姐妹,大伯、大叔家的儿子及未婚女儿。婚后形成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儿子、女儿血缘关系。
2.2.2以婚姻关系为主的内亲
这类亲情系统是以婚姻法学关系而形成的关系网,它是以自己本身为主的所有外姓亲戚。它主要包括妻子未婚之前,与妻子同姓的本家形成亲戚,如妻子的大伯、大叔等。自己的孩子结婚以后所形成的内亲,如亲家等。
2.2.3和本家有关的不同姓亲戚
这类亲情关系也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但次于以自己父亲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和以自己婚姻关系形成的亲情关系。它包括所有本家亲戚及通过婚姻关系而形成的亲戚,如自己已婚姐妹、已婚女儿及本家大伯、大叔家的儿子、女儿等婚后所形成的关系。
2.2.4不同姓的亲戚关系
这类亲情关系主要是指以婚姻关系为主而形成的和自己血缘关系较疏远的亲情关系。它主要包括以自己岳父为核心的亲情关系;自己大伯、大叔家的儿女婚后以他们的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不同姓亲戚;男人拥有和自己父母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婚后妻子所有亲戚也成为自己的亲戚。
2.3中国亲情系统的特点
中国亲情系统表明了一种复杂而有序的交际系统,每个位置角色都有相应的称谓,而且每个称谓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行为角色。这些具体化的称谓体现了中国亲情系统的三个基本特点。
2.3.1年龄顺序表述清楚
汉语中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表示亲属中的年龄顺序。另外,还用数字加在年龄前表示年龄顺序,如“大姐”、“二姐”、“大哥”、“二哥”、“小妹”、“小弟”等,并以此来区分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应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年龄大的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顾年龄小的责任,正如中国谚语所言:“国有大臣,家有长子。”老大要帮助父母分愁解忧,有困难老大冲在前面,有苦要先受苦,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先之乐而乐”,一切以老大为典范,如果父亲故去,长子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无偿地作出牺牲,结婚以后仍应当作出各种各样的牺牲。幼子作为家中较小的孩子,有权利接受哥哥的照顾,哥哥为弟弟作出的牺牲,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根本不用感激,甚至不用说声谢谢,因为那是应当的,因为你是哥哥我是弟弟,否则我将谴责你没有尽到哥哥的责任,哥哥也因此感到愧疚,自己父母也认为作为哥哥应该无偿作出牺牲,因为你是哥哥,你应当照顾他、关爱他,因此家庭中的长子具有忍辱负重、隐忍而行的品质。家中孩子多,少年老成者以长子为多,同时也给长子带来了心理上的负担、精神上的压抑,而作为家中年龄较小者应有服从比自己年龄较长的同龄人,所以汉语中常问别人年龄并以此按长幼划分责任和义务。
2.3.2性别区分明显
对血缘关系最近的称谓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性别区分及角色。从词源学及构词法上可知“爸爸”、“妈妈”等称谓的性别及职责区分明显。如爸爸代表着作为父亲要严格,要以巴掌来管教子女,所谓“棍头底下出孝子”,所以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要严,因此中国古谚语有“子之堕,父之过”之说;妈妈则代表着家庭做牛做马,一切家务均由母亲来承担,任劳任怨,因此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是竭尽一切为家庭服务。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父亲、母亲分别承担着教育子女,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正所谓“父严、母慈、子孝”。和自己兄弟姐妹之间的称谓性别区分也较明显,家庭中用“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等进行严格的性别区分。
2.3.3辈分区分明显
辈分体现在对自己父母长辈的称呼上,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把和父母同辈分的兄弟姐妹称为“叔叔”、“舅舅”等,把父亲的哥哥称为“伯伯”,把父亲的弟弟称为“叔叔”,用“舅舅”称呼母亲的兄弟,“阿姨”称呼母亲的姐妹。这些辈分的称呼包含着严格的等级秩序,绝对不能出现丝毫的错误,否则就会闹笑话。
2.4中国亲情系统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亲情系统反映出的价值取向分为正向的价值取向、负向的价值取向及综合价值取向。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许多田间体力劳动大部分由男人担任,由“男”的构词方式(由“田”和“力”组成)可以看出男子主要外出从事田间作业,即所谓的“外人”,而女性主要为在家里料理家务,即所谓的“内人”,由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从“土里刨食”,因此有“一男胜二女”之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劳动果实,就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者,多子即意味着父母可以免受体力之苦,而让更多的儿子从事田间劳作,自己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因此多子就意味着多福。当年老体衰之后,儿子多照顾自己的人就多,因此多子多福的狭隘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然,同时由多子多福观念所带来的传统大家庭产生了一系列相应其它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庭结构是五世或四世同堂或儿孙满堂,由于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为了家庭的和睦,每个成员都应有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成员之间还应相互了解和理解,因此有古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谅解,学会“克己”;为了在大家庭中生活和睦、和谐,每个人都要进行反思而修身,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家庭和睦,各成员要做出适当的牺牲,必要时可以为家庭献出自己的生命,体现在较广阔的范围内就是为国家要杀身成仁,因此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像屈原、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个人是微弱的,只有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力量才是巨大的,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等很好地反映了这种观念,而且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由家庭观念而产生的集体主义精神也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负面作用,即负面的价值取向,如为了增进了解,大家互相关心,因此在中国较少关注个人隐私,所谓的隐私权也只是五四运动以后的“贩来品”;为了和睦、和谐而太过于要面子,为了自己或别人的面子不去指出他人的缺点和错误,从而求得一团和气,“以和为贵”,由此养成了“难得糊涂”的人生观,而“糊涂学”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门显学;但以和为贵的思想同时给中国政治体制带来了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如唐朝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昭君出塞等带来民族团结;家庭之中个人是微弱的,因此有“孤掌难鸣”,“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习语,由于太过强调集体导致国人不敢冒险、害怕竞争,心理上惧怕竞争因而能力上缺乏竞争性;太过重视集体因而只求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造成了模仿能力疯长而创新能力匮乏,体现在教学课堂上就是中国学生上课发言不积极,唯有大家一起回答,才能底气十足,书声琅琅,因此中国多“南郭先生”而少“爱迪生”式人物;由于害怕竞争导致国人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因此国人喜欢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缺乏开拓力、进取力,因此国人根本不会去侵略别的国家。西方所谓的大国威胁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耸人听闻言论。国人家庭观念过重导致复杂的人事关系,凡事皆以关系为准,所以裙带关系严重,任人唯亲,体现在社会观念上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树倒猕猴散”,体现在公司管理上主要以家族式管理为主,不敢相信、任用有才之士,从而导致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太过强调克己复礼从而导致缺乏符合现代社会的独立人格,一旦形成独立人格就很难在圈内生存,被淘汰出局,被排挤出集团范围之外,有“去国远乡”被流放之感,因而有“水至清则无鱼”之说,屈原遭放逐而自投汨罗江不能不说是文化之悲剧。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首先要形成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否则寸步难行,因此在中国有血缘关系网、同乡关系网、同学关系网、同事关系网、师生关系网,这种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导致应酬多,无暇顾及自己专业发
展,因此在国内从事领导工作就是要理顺关系,从容应酬,这样工作才能应手。
3.西方称谓
3.1西方称谓划分依据及其特点
西方称谓比较简单但也按照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来划分,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家谱(family tree)基本上溯到grandfather,grandmother,father,mother,uncle,aunt,niece,nephew.
西方称谓有以下特点。第一,简单化。西方称谓中没有中国称谓中的七大姑、八大姨等名目繁多的称呼。通常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统称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把父母亲的兄弟统称为uncle;父母亲的姐妹称为aunt;和自己有关的哥哥、弟弟统称为brother;有时为了区分年龄前面加上elder,把和自己有关的姐姐妹妹统称为sister;有时为了区分年龄前面加上elder。第二,性别区分不明显。虽然西方也是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但实际上性别区分没有中国明显,因而性别歧视也没中国强烈,从中国许多汉字中可看出古人对女性的歧视,如和“女”字旁有关的汉字很多都表示出对女性的歧视,如奸、娼妓、奴婢、妖媚等。
3.2西方称谓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取向
和中国重视人伦关系导致的复杂称谓相比,西方较重视个人自由、个人主义,每个人在社会中就是一个原子,强调原子的独立性,互不依靠。这和西方传统思想密不可分,由于西方文化主要来自古希腊及其沿海地区,因其开放性、海洋性地理环境的作用以及当时手工业、工商业、航海业的发达,所以人们注重探究自然并征服自然,因此把对自然的开发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从而产生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逻辑略论,以种种推断、预测为起点并层层深入地验证推断的正确性,因而形成以认知为基础的客体价值取向,“中国的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需要和实际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体对象,以政治判断统摄真假是非,以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以价值判断制约事实判断,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中”。(王菊全,郑立信,2017:491)而西方认识的对象是自然,所以只关注自然的构造、组成,把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去探讨,人生目的就是征服自然,这种价值取向引起以科学认知为基础,以科学的措施和手段来反映客体的真实面目,强调客观性而杜绝把客观对象主观化,严禁以主观印象统摄客观事物,客体和主体是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主义,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士追求的是认知的科学性,人生目的就是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征服世界,所以客观世界是其认识对象,为更一步了解自然,只有采用科学、理性的实证略论,才能客观地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因此,西方人士主要把目光
投向自然而无暇顾及人事关系,也就不会有中国那种复杂的人伦关系。
4.结语
不同的文化渊源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引起了中西方思维的巨大异同。不同的文化价值定向会引起行为举止的巨大差别,体现在语言称谓上就反映出中国重人伦,西方重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定向。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并无优劣之分,两种文化互为异质文化,两者可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世界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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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是亳州师专校级立项课题阶段成果之一,课题题号为BSKY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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