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雕塑文化内涵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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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成一体，源远流长。自周始，宗法已备，其后商君，始皇封疆设陌，使中华文化世代相承，虽多次历经文化的整合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但均以融会贯通和发展为最终结果。尧舜禹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奴隶制，也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统一、文化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殷商之时，“巫师文化”盛行不仅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连续起到了稳固影响，还成为隐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而后，儒道互补的思想与秦汉大一统的统治也都为两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延续起到了主导建筑影响。所以，中国的文化是遵循一条主脉络，以累积或叠加的途径发展的，是统一连续的。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而古希腊文化的产生又源于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借鉴。基督教产生之后，将上帝、人和自然分离，形成了与古埃及、罗马文化的宇宙整体论不同的宇宙观。此外，西方文化以生产技术与贸易输入的积累为基础，最终促成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文化的破裂性与阶段性特质，而科学的方式也使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一直以一种圆心的发展模式向外逐渐扩散。
对比中西不同的文化模式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西方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以略论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
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形成了注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并结合古希腊的理想主义和科学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则强调直观意象，通过感觉来直观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的特征，由此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合一的理学思维，促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这种直观、意象的思维方式侧重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中去把握真理，它超越了概念、逻辑，成为一种创造性思维，显示了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悟性的高度智慧。因此，也就形成了与西方注重略论、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不同的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就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和象的融合，注重通过意象之后的表现，营造写意艺术的观念。这种偏重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与善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异于西方艺术注重比例、解剖、透视的精确、追求美与真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中西雕塑的异同。
二、弘扬个性，追寻真实――自由国度下对美的探究
在古希腊的艺术长廊中，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深深地打上了追求个性的印记，这自然离不开古希腊的社会背景。然而，艺术家们在雕塑创作中对艺术个性的刻意追求则起着直接的影响。罗丹认为：“在艺术中，有性格的著作，才是美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希腊雕塑著作几乎都是个性鲜明的例证。在这其中，对人体美的发现与赞美既是古希腊伟大的艺术成就，也是显著的艺术特征，并成为表现个性的审美意识和传统。因为，大多古希腊的雕刻家们都精于解剖，他们对人体的比例、骨骼、肌肉的起伏，都谙熟于心，所以雕塑时才能得心应手。
雕塑家们在注意面部表情的同时更注重描绘人体动态构成的曲线美，观察受到感情作用的运动中的肉体的真实反映。他们感到面部动作往往会破坏和扭曲头像单纯的端正感，因此，把人体理解为活的肌体、通过肌肉的运动来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罗丹说：“实际上，没有一条人体的肌肉不表达内心的变化，一切肌肉都在表示快乐和悲哀、兴奋和失望、静穆和狂怒，……。伸着两臂、斜倚的躯干是和眼睛与嘴唇同样能温柔地微笑”。古希腊的雕刻家把这种技艺应用得出神入化。
《拉奥孔》被誉为是“希腊化”雕刻的典型代表作。在这个雕塑中，拉奥孔神情处于极度的恐怖和痛苦之中，正在极力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但同时臀部被咬住了；他左侧的长子似乎还没有受伤，但被惊呆了，正在奋力想把腿从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父亲右侧的次子已被蛇紧紧缠住，绝望地高高举起他的右臂。三个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身体，所有的肌肉运动都已达到了极限，甚至到了痉挛的地步，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强大力量和极度的紧张，让人感觉到似乎痛苦流经了所有的肌肉、神经和血管，紧张而惨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著作。该雕塑中人物刻画非常逼真，表现了雕塑家对人体解剖学的精通和对自然的精确观察，以及纯熟的艺术表现力和雕塑技巧。这是一组忠实地再现自然并进行美的加工的典范之作，被誉为是古希腊最著名、最经典的雕塑杰作之一（见图1）。著名的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也是通过女神那丰腴饱满的躯体和端正大方的容貌，体现着内在的教养和美德（见图2）。帕特农神庙外部回檐上的饰带浮雕《向雅典娜献新衣》，全长160米，高1米，约刻绘三百五十余人体和二百余五十动物。画面有坐着交谈的，有肩负祭品而行的，有策马而驱的，画面错落有致。即使是骑马的，每匹马都各有姿态，绝不雷同（见图3）。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充分显示了希腊雕像著作的个性和其对人体美的探究。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人类智慧的象征。作为西方文化的渊源之一，它以独特的风采和卓越的成就享誉世界，以至于“言必称希腊”。古希腊文化和作为希腊文化继承者的罗马文化，启迪了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推动影响。古希腊雕塑艺术的高贵单纯和静穆美丽同时也在整个西方美术传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美术崇尚的典范模式，庄重的艺术品格和严谨的写实精神，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多年来,这种艺术精髓滋润着西方的美术精神生生不息。
三、气势浩荡，显示威德――帝国统治之初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一直有“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古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是不朽的，在阴间也会有在阳间的各种需要，也会有你争我斗。因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地位，个人都会对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进行不同的安排。作为至尊无上的封建帝王，秦始皇为自己死后建立的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布局和设置，完全模拟生前的王国，有衣食住行之备，更有保卫这个地下王国的部队――秦兵马俑（见图4）。
兵马俑是帝王陵墓的陪葬品，虽是用以慰藉死者的在天之灵，但其更重要的是宣扬帝王威德。这支被埋于地下两千余年，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秦代军人，是秦始皇的精锐部队。站在这气势浩荡的军阵前，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秦始皇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工匠们按照秦始皇的意志，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这批对皇帝尽忠尽力的军人，整个军阵给人以威武、雄壮之感，无处不显示着秦始皇强权的存在和丰功伟绩。
“在古希腊人看来，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学”。一方面，进行雕塑制作活动就是美化生活、追求艺术享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创作活动中，美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创作原则。即便是对神的塑像，也是人格化了的，体现着善与美。而秦俑的创作目的是建造一支为帝王守灵的卫戍部队，以显示帝王个人及其皇家的威严。在制作过程中，受皇权的支配，反映帝王意志的目的是高于艺术性的。古希腊雕塑与秦俑的一个明显差别就是前者以弘扬个性为本，后者表现气势宏伟以及整体上的协调统一。可以说，古希腊以弘扬个性见长，秦俑以表现宏大取胜。
在塑造秦俑的过程中，工匠们只有执行严厉的命令而无表现和创造的权力，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严格的写实是建造秦俑军阵的最高标准，这一标准贯穿始终。大到军阵的排列、小到发丝、甲钉都充分体现了写实精神（见图5、图6、图7）。但是，由于工匠们是被动的在实现帝王的目的，这种目的性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他们创作中的行为自觉。而艺术自有政治权力所不能替代和左右的规律，它总是在深层发挥着其本质影响，帝王的目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工匠的创作才能实现，工匠们进行艺术创造所固有的目的曲折含蓄地流露出来并潜伏在著作的深层，这种矛盾对立的结果是帝王的目的不能真正实现。统治者的本意是让俑阵守灵，而不是赞美秦军。秦俑在这里不是为它自己而创作出来的，只是宗教的一种工具，它对自己所创造的感性形象更看重的是它的意义而不是美。然而，工匠们在创作秦俑的过程中，在写实的要求下，仍然坚持了美的原则。尽管创作目的不是表现美，但艺术规律即美的规律仍然发挥着影响，这成为秦俑高度写实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古拙朴厚，意在形先――社会发展期对美和生活的追求
汉代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是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基础上，以及繁荣的经济生产基础上的，它出色地继承并发扬了前代的优良传统，使各种类型的雕塑创作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代雕塑成就首先表现在纪念碑式的群雕上，如霍去病墓石刻群雕在中国雕塑史上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打破了汉代以前的雕刻模式，建立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存霍去病墓石刻共有14件，均以花岗岩雕成，以动物形象为主，雕塑风格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是西汉大型石刻的代表作。又如《马踏匈奴》，作者应用了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造型古劲朴拙，风格沉着浑厚，尤其是象征手法的应用使之极具艺术感染力（见图8）。而《跃马》的作者非常熟悉马的造型，他更善于利用巨形原石的自然形态，西语论文范文，筹划马的图形于开动刀斧之先，并能在关键处施以斧凿，结合圆雕、浮雕及线刻等手法，去粗取精，以精湛的表现技巧刻画出高度提炼概括的汉代骏马形象。石马腿下部并不凿，客观上强化了跃马的雄浑与厚重（见图9），值得一提的还有《伏虎》、《石人》以及各种动物的石刻。
霍去病墓纪念性石刻的重要特点是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雕刻工匠们充分利用石块的自然形态，稍加雕凿，充分调动观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其实主要是道家的思想，不破坏自然本身，要天人合一，要顺乎自然，融为一体，这点和古希腊传统截然相反。他们都是把石头雕成人所需要的样子，而我们保留天然的形状，稍微人工雕凿，意在保留自然美，这个准则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雕刻艺术史。
此外，“汉承秦制”，秦俑殉葬之制，也被汉代继承下来，虽是承袭前代传统，但在手法的多样化、艺术视野的拓展、时代特有的审美倾向上，无不展示出两汉陶俑的独特艺术特征。汉代的陶俑种类除兵马俑、侍者俑（见图10）、说唱歌舞俑外，还有家禽、家畜等动物陶塑和仓灶、井、磨、楼阁、田园等模型明器。虽较之兵马俑形制大大缩小，但形制精巧，面部表情自然生动，姿态更为丰富，并更贴近生活现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其中尤以“说唱”、“杂耍”俑尤为突出（见图11）。
四川省出土的东汉“说唱俑”（见图12）， 这件陶塑在人物动作及面部表情的刻画方面十分杰出，以大幅度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展现了说书人的幽默神态。此说唱俑身材作短胖处理，头冠软帽，西语论文范文，上身裸露，两肩微上耸，腹呈鼓状，下着戏装。左赤足曲蹲，右足赤着翘起，腹部前伸，背部向后倾，脸部颅圆额高，额前数道皱纹，眉眼呈似闭还睁之状，嘴半张，微笑吐舌。在夸张的眉宇间，蕴含着一股栩栩如生般的朴实和善的诙谐滑稽，似正说到一段极为精彩之处，脸部的表情显得眉飞色舞，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整体塑像毫无繁琐雕琢，简约流畅、神形兼备、气势非凡，其绝妙之处便是汉代雕塑师善于抓住人物的瞬间动态，并配合以夸张的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刻画出说书人典型的瞬间情感特征，重在传神，质朴自然。在动势中表现人物的内在神韵，传达了古代先民对生活乐观豁达的人生状态。古代雕塑师借助酣畅淋漓的线条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逼真传神，当属汉代艺术家的杰作。
五、小结
雕塑艺术产生之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而是人们对神的敬畏和崇拜的产物，使用雕塑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追求美，而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权力的象征。不同的哲学观和政治制度下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美学和艺术创作中广泛而长久流行的观念。中国人亲和地接近自然、认识自然，使之有效地指导实践的措施论，与西方人从论证入手进行逻辑略论，最后达到对事物本体精神的揭示有着本质的区别。把握了两种文化内涵的不同之处，也就把握住了中西雕塑艺术的主体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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