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药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它改变了现代世界格局，还体现在它作用了人类的生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探讨所探讨员潘吉星如是评价，“以此看，明末清初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十字路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最早发明火药的中国，在军用火器的道路上被西方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却在民用烟火之路上一承前朝的绚烂。渐行渐远。 历史常常充满了造化弄人的意味，我们拥有一流的铸造技术和工匠，却没有将科学知识运用上。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一味追求火炮的重量，但真正作用战斗力的瞄准、发射以及火药配制技术却没有提高。以至于鸦片战争时，西方火炮的炮弹早已实现空心爆炸、碎片杀伤，而我们使用的炮弹仍旧是实心的。虽然中国人在火器上停滞不前，一落千丈，但在民用烟火方面却发展得有声有色，从来没有落后过。” 从火器到烟火 虽然火器与烟火孰先孰后的问题，由于史料有限，已很难考证，但在中国军事科学院探讨员钟少异看来，“自南宋时民间用于杂耍的‘五色烟’运用于军事开始，中国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 与民众常常将“火树银花不夜天”理解为古代烟火表演不同，这里所谓的“火树银花”实际上是对树上所挂灯笼的一种诗意化描写。根据史学家的考证，真正的烟火出现在1163至1189年(南宋孝宗年间)，当时已有炮仗、屏风、地老鼠等形式。史书有记载，宋理宗初年上元日，理宗和杨太后在庭中看焰火，“地老鼠”直闯至太后座下，太后惊惶而走。理宗心里不安，打算惩罚承办焰火的人，后来因为杨太后觉得放焰火的人不是出于敌意才作罢。 中国的春节习俗很重，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一个很大的节日，西班牙语论文，要制造欢乐和喜庆的气氛。另外，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国年节的习俗结合起来，就是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普天同庆。这种情况下，烟花既有驱邪纳福的意思，又能制造出欢乐的气氛，自然受到朝廷和百姓的喜欢。除了在宫中燃放，当时的烟花也深得达官贵人们的喜爱，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说当日杭州有“市爆仗、成架焰火之类”。明代理学家朱熹的朋友陈亮托他在台州太守唐仲友面前说情，想代一个官妓脱籍，唐仲友没有答应，朱熹在后来状告唐仲友的理由里，其中之一就是说他浪费公财，为了放烟火，花了几千两银子。 专家认为，民俗文化有很强的渗透性，“很多东西，宫廷里使用了，民间也会使用，王公贵族就是中间的过渡桥梁。但当时民间放烟火都是小型的，主要还是放爆仗，一般就要那个响声。”此外，烟火的兴盛也与当时日渐发达的商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日渐增多，孕育了发达的商业市场。除去闻名于世的晋商与徽商之外，苏杭一代的商业贸易也有声有色。根据潘吉星教授的判断，虽然当时的官府视火药的主要原料硝为“战略物资”，严禁民间私自开采、交易，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得朝廷法令根本无法得到严格贯彻。“民间制造烟火的工匠属于高级工人，除了有众多的烟火艺人外，手艺好的匠人还会被选拔到宫廷专门制造高级烟火”。 与此同时，烟火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制造烟火的前提是必须有粉末状的固体火药做原料，以前膏状的火药对震动和火花很敏感，经常出现爆炸事故。自南宋年间出现粉末火药后，烟火的种类也开始多起来。”除了追求爆炸带来的声音效果之外，技师们开始钻研如何让烟火做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和造型。清代赵学敏的《火戏略》、《帝京岁时纪胜》分别记叙了制作、燃放“盒子灯”的状况，这种将花灯与烟火结合起来的艺术，在燃放时可以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形象，成为当时宫廷庆祝元宵佳节的重头戏。 烟火制作技术的先进从明代作品《墨娥小录》里便可窥见一斑。这部“对于炼丹操作和设备的通俗百科全书”的杂录，最早记述了各种烟火的科学配方，其卷六列举了“金盏银台”、“金丝柳”、“赛明月”、“紫葡萄”等22种烟火配方。 虽然相比在军事上的运用，火药在民用方面的记载非常匮乏，但通过史料，我们还是大致能够看出当时火药运用的广泛。除了烟火表演，火药在开矿、修路、医学等方面也大有作为。根据考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并没有提到用火药开矿，是因为中国煤矿的瓦斯浓度较高，应用火药容易引起爆炸。但根据河北《唐县志》所记载的明代开采露天铁矿的情景，“天崩地裂、硝烟弥漫”，可以推断其使用了火药。 此外，当初由炼丹家发明的火药一直是备受推崇的药材，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亦有专门论述。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湘西一带的山区，公安部门抓获一批偷盗硝石的山民，经审讯才知道他们仍将硝、硫、炭等火药成分作为药材使用。关于中国火药的发明，谁也没想到会产生两种结果：民间运用成了庆祝节日、婚丧嫁娶的必备品：军事运用成了战争中的利器，甚至直接作用了改朝换代和世界格局。 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 其实，让人感慨的又何止于此?细读历史，会发现充满了戏剧性，但背后或许都有其必然。致力于探讨明末清初中西火器科技交流史的黄一农教授，也曾感慨，“实际上，中国错过了很多次可以进一步发展火药的机缘”。 根据他的考证，在明末清初这一十字岔口上，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阶层在火药技术交流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传教士们掌握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来到中国，在科技交流方面，他们的条件得天独厚。”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就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了。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便是这一阶层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甚至感叹，“柏拉图《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但是，他在称赞中国人对“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的同时，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会成为探讨对象”。 但也有部分有识之士想做出努力。1606年，利玛窦开始向已加入天主教的明朝进士徐光启讲授西方数学理论，所用教材为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作品《原本》。第二年，由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出版，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夹杂在中西文化缝隙中的这种努力，多少总带有一些悲剧的色彩。根据黄一农教授的考证，徐光启的入室弟子孙元化在任登莱巡抚时，曾在天主教人士和葡萄牙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一支火器部队，可最终其部下孔有德却因士兵偷了一只鸡而兵变吴桥，导致刚刚成立不久的火器部队即告夭折。 明朝末年，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通过士大夫和传教士阶层中的同门、同年、同社、同乡乃至同教等关系广泛散播，却没有延续下去。至清朝初期，“文字狱”盛行，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又被扼杀，甚至连《几何原本》这样的科技书籍都遭禁。1720年，因“礼仪之争”，康熙宣布对基督教实行“禁教”，传教士们便更少谈论科学了。 但也有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观点。以探讨中国近代科技史而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指出：“中国科学与科技在16世纪已有相当成绩，之所以在18、19世纪时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封闭，而是由于当时作为中西交流的主要桥梁――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常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有抵触，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地输入。”他举例说，西语论文范文，“法国耶稣会士利用1742年出版的《历象考成后编》向中国介绍牛顿，但该书只提及过牛顿的名字，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他的学说。”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在不经意间的确落后了，火药的军事化利用更不例外。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频繁赶来拜访清王朝的外国使节们被皇帝邀请到宫廷一起赏烟花，他们被中国人在空中制造出的变幻多彩的造型震撼了，以至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在参观奢华的乾隆帝后花园时，目睹里面放满了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如天体仪、太阳系仪、时钟和自动弹奏音乐的机械装置后，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他自己那些科学仪器的局限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