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文化和生活环境，中华民族与西洋服饰的审美取向也形成了迥乎不同的风貌。中西服饰审美取向直接导致了各自服饰外在形式美的不同和内在神韵的不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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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使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上升到一个极致，形成了“宽衣”的服饰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突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的《洛神赋图》正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女装形制特点：“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反映出当时的衣裙飘逸层叠、繁复华丽的“宽衣”特质。而宽衣文化也就此秉承下来，作用了五代后世的服饰审美。
而反观西洋文化则是一种“真美合一”的文化。信奉人本主义的文化核心，倡导人性解放，鼓励创造人的理想。西方文化渊源于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化，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化辉煌灿烂，成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社会诞生之始就表现出了对客观自然的认识的兴趣，服装造型也以体现人体美为目的，以布料的披挂和缠绕为形式，通过衣褶的的起伏变化来展示人体的美丽姿态。特别到了中世纪以后，西方服饰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立体裁剪和造型方式，追求三维立体的形式美感。
中西方服饰所囊括的范畴可谓大矣，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对比，遵循同类相较的准则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我们先以中国服饰的杰出代表―“旗袍”，与西方服饰的典型代表―“撑箍裙”相对比，在这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和认知中西方服饰的审美取向之差异。
15-18世纪的欧洲撑箍裙是欧洲现代女装的前身，也是西方中世纪以来最为经典的代表服式。这种在腰部断开，接缝的连身女裙，亦称“罗布”，以它那繁华绮丽、精美绝伦的外在美感，给后人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用中国旗袍来与之比较和对照，以中西方两种经典服装相对比和碰撞，会更有效地帮我们认识到两者所代表的服饰审美取向的差异。
如果说欧洲撑箍裙的美感正如其民族性格一样热情而奔放，那么中国旗袍则承继了龙的传人端庄、含蓄的个性。
与旗袍相比，欧洲撑箍裙更显现出对量感的偏爱。从法国路易十五时代起，撑箍裙的造型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繁缛的极至。庞大的体积，华丽奢侈的面料，无穷尽的褶皱，飞边和蕾丝，将洛可可时期的撑箍裙装扮得瑰丽无比，有人说，此时期的女人酷似“行走的花园”，足见其过于繁缛的装饰之多。
例如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女主人公安娜身着一袭黑色天鹅绒撑箍裙出现在宫廷舞会上时，那高贵迷人的冷艳倾倒了银屏内外每一位观众。量感十足的服饰大胆地刻画出女性丰满的胸部，纤纤细腰，而膨起夸张的臀部造型又因此而起到了衬托，平添了一份华丽和雍荣。在当代很多西方影视著作中，撑箍裙的上镜率也极高，贵族女性在盛大的宫廷舞会上身着一套套精美绝伦、装饰华丽的撑箍长裙舞蹈、旋转，其翩翩若仙，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态留给全世界人们深刻的印象。
中国旗袍无懈可击地验证了“简洁就是美”的准则，现代旗袍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同时兼收并蓄了一些西方服饰的特征：从严谨、收敛的立领到略微收紧的腰部造型，至曲线含蓄的臀部造型，至腿侧开叉的峰回路转……营造了中国女性对服饰审美内敛含蓄的特征。在民国以前，直至清朝初期的旗袍形制当中，旗袍则更加鲜明地继承了中华服饰文化的特色：腰身肥大、掩盖身体曲线，主要对装饰细节下足功夫，无论是层层叠叠的“十八镶滚”，还是巧夺天工的描金盘绣，都是在二维领域对服装修饰、美化的极致。
旗袍自诞生之初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发展阶段中，一直采用直线裁剪的方式，衣身与衣袖为连裁，并且前后衣身也互相连接，肩袖为平直的“一”字型，并且没有省道和褶裥。服装的开合形式采用大襟左衽或右衽的形式，其中又有一字襟、琵琶襟等不同结构变化。并且在衣摆两侧加了开衩的结构，极大地方便了人体的运动和行走。在服饰品上，主要采用了功能性与美观性兼为一体的盘扣，造型多变，巧夺天工。
撑箍裙则采用立体化的裁剪手段，应用省道和褶裥使服装依照人体的曲线而成为立体造型。领型与袖型变化十分丰富。洛可可时期的撑箍裙裙体庞大，形似背笼或行李筐，前胸开得很低，里有束身的紧身胸衣，使腰部纤可一握，胸前和袖口装饰着大量飞边、鲜花和蝴蝶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爱鲜艳、喜庆的色彩。封建帝王就独自垄断了明黄作为王室的专用色，而每逢节日庆典，红色总是唯一的主旋律，西语论文网站，清末民初的妇女所着的旗袍也多为桃红柳绿。由于各民族对色彩的理解不同，造成了对色彩不同的偏爱。比如黄色具有中国智慧和文明的象征。然而，在基督教中，却成了叛徒犹大衣服的颜色。有色人种穿着色彩对比较强烈的花色显得鲜艳悦目，而白种人穿比较调和的花色显得高雅漂亮。欧洲女裙在用色上更为典雅，金、银、黑、白、灰，以及各种温馨别致，层次丰富的灰调子中间色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旗袍在面料图案上多采用具象写实的盘龙绣凤、牡丹、玉兰，是因为在旗袍诞生之初，穿用它的多是悠闲的皇室贵族，可以不惜工本，西语毕业论文，不厌其精。
翻开我国传统图案的长卷，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灿烂的遗产。早在殷商时代已有织有图案的丝绸织物。据《考工记》和《周礼》记载，周代已经开始在丝绸上描绘花纹。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三角纹、折线纹与变形的龙纹、鸟纹及凤凰图案。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四方连续的放射性图案，还有构成朵花、组花、团花、鸟含花等花卉纹样。这些图案为旗袍提供了丰富的纹样素材，也为之增添了古文化的独特韵味。而欧洲女裙则更多地选用抽象的几何图案。例如始于17世纪的巴罗克及后期的罗可可图案。显示了强调装饰的浪漫主义风格。二战后的杜飞、佩兹利、欧普图案及马赛克图案更是举世闻名。
虽然从以上四点不难看出中西代表服饰的差别，然而欧洲女裙与中国旗袍无论是量感的不同、造型的各异、色彩与图案的差别，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和诠释服饰的美感，都体现了对美执著的追求。
服装模式和服饰行为是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服饰文化的理解，存在两个方面：认识服饰行为的共性，它体现在人们对服装认知行为中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的部分；基于不同的服饰文化背景下服饰审美取向的异同性探讨。
西方服饰自工业革命以来获得的突出成就，形成了以法国巴黎为代表的欧美服装领跑世界服饰流行的格局，以迪奥、夏奈尔、阿玛尼、范思哲、巴伦夏加等为代表的著名品牌更是蜚声世界，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裁剪措施和缝制工艺毋庸置疑地为世界服装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在权威面前妄自菲薄，前几年国内兴起的“唐装热”以及世界上刮起的“中国风”，充分说明了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服饰文化底蕴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正是这种玄妙幽深的魅力感动了世界上所有美的追随者。
科学和技术永远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最大的动力，它拉进了我们与信息世界的距离。做为每位中国人，我们更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继承并发扬我们的服饰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向“国际化”看齐，更不能对我们的民族服饰漠然视之，每一位服装工作者，都应以振兴华夏服饰文明为己任，让衣冠王国昂首阔步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简介：张跃，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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