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悼亡诗在中西方的文学创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其所寄托和传达的特殊情感而被传诵。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异同，中西悼亡诗呈现出的审美取向有所不同。本文以弥尔顿《悼亡妻》年口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梦记》为例，通过平行探讨的措施比较略论二者之间存在的审美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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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悼亡诗 意象 审美异同
中国自古就有“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说法，即通过吟诵诗歌的形式来抒发对亲人的缅怀之情。悼亡诗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由来已久。历代著名诗人如潘岳、李商隐、苏轼等都有此类型的诗歌传世，其内容大多与悼念爱妻有关。悼亡诗关于爱情这一主题往往表达得比较隐晦和曲折，诗人一般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通过追忆故人的音容笑貌、生平事迹来寄托情意和哀思。随着悼亡诗的不断发展，其甚至成为了一种在吊唁过程中的基本交际方式。西方一般将悼亡诗称为挽歌或哀诗，起源于在亲友丧葬和祭奠时所唱的具特定意义和内容的歌曲。至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还保有在葬礼中唱诗的风俗。
长歌当哭，恐怕无论任何地域或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情结。但因为思维方式、民俗传统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所以形成了中西方悼亡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风格。本文以同为悼念亡妻的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梦记》与弥尔顿《悼亡妻》为例，解析二者间存在的审美异同。
首先，从内容风格上看，《江城子》承继了中国悼亡诗一贯的传统，通过描写故人生前的情景和生活场景，借物是人非的感慨而抒发生离死别的伤感。如词中一句“小轩窗，正梳妆”，通过回忆亡妻当年倚窗梳妆的情景，勾起心中无限的感怀之情――曾经熟悉的一幕，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既说明了梦里相见百感交集，也点出了两人已是阴阳相隔。故最终“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词的字里行间都沉浸在触景生情、感极而悲的情绪之中。词句中无论是所描绘的场景还是所流泻的情感，都有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感染力。
同样是悼念妻子，作为正在承受新丧之痛的弥尔顿，他的《悼亡妻》中的意象的轮廓则比较模糊Her face wasvai’d，yet to my fancied sight……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她蒙着面纱，但是我似乎看见爱、妩媚和善良在她身上晶莹闪耀，脸上的高兴劲比谁都鲜艳)。这里的妻子形象不是具体的或是真实生活中的回忆，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弥尔顿婚前已经失明，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其诗歌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深刻的宗教意味。诗人在睡梦中呼唤他的妻子，称其为“Saint”(圣徒)，把她比作“Aleestis”那样忠贞和甘于自我牺牲的化身。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宗教神话名词的应用，使得诗歌充满了神秘色彩。例如弥尔顿在诗中表现出了妻子由坟墓中净化并升入天堂的过程，就显示出一种超凡的态度：
Mine as whom washt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我那一位，既已洗净了产床的玷污，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 确已由旧的律法里的湔祓拯救了，
And such，as yet once more I havst to have 而这样一来我便能够再一次信期
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 在天国里无拘无忌地充分瞻视她，
Came vested all in white。pure as her mind： 衣以纯白走来，纯洁有如她的心灵。
诗人赋予了死亡一种神圣的意义，把生命的结束视为肉体的解脱和精神的升华。因此在诗歌中更多的是表现出了一种对爱情的眷恋和炽烈的情感而不是反复纠葛于黯然悲怆。1658年的一个夜晚，弥尔顿在梦境中见到了两年前死于难产的妻子凯瑟琳。由于失明的诗人从来没有见过妻子的容貌，因此诗中一开始凯瑟琳的容貌是朦胧不清楚的。然而在梦中弥尔顿获得了光明，得以看见他的妻子“衣以纯白”的走来，“爱、甜美和善良全都闪耀在她身上，这般明晰，没有哪个面庞更多喜色”，西语毕业论文，字里行间都凸显出梦中相遇的快乐和幸福的感受。
其次，从表现形式上看，《江城子》和《悼亡妻》都是以梦境的形式展开对妻子的追忆。但中国的悼亡诗中的梦境不是主角，而是以梦来反衬出醒后的悲凉，西语毕业论文，所以在结构安排上也侧重于描写现实的孤寂和无奈。现实中，“十年生死两茫茫”，“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里的“十年”和“千里”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都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的凄凉感伤，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隔离心中的苦思。同时“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更是折射出苏轼当时际遇的坎坷与波折一被贬密州，凄冷冬夜，独在异乡为异客，诗人想念已逝去的妻子，感慨心未变，身已老。由此诗歌的抒情基调备显沧桑。而真正梦的场景则非常短暂：“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内中也是包含感伤，醒来愈发令人唏嘘。诗人侧重于梦境前后的感受，词句营造了深深悲凉的气氛。
弥尔顿的《悼亡妻》也描写了诗人在梦境中与妻子重逢的景象，但与《江城子》不同的是，《悼亡妻》没有铺陈，直接就进入了对梦境中欢乐和缠绵的描写，诗人将想象的画面转化成为梦的主要内容，表达了他对妻子深厚的情感和祈求其能升入天堂的美好祝愿。诗歌围绕其梦境而展开，在梦中诗人看到妻子神圣安详和美丽纯洁的面容，从而感到无比欢欣，妻子脱离了人间的苦海，被神灵带到了天国。诗歌中表现出的浓厚的宗教意识，使其营造出一种神秘和安详的氛围。而描写现实的只有末尾的一句1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back my night，白昼的降临却是使早已失明的诗人不得不从梦境中醒来，虽尚存怅然，但仍令人感到宽慰。
最后，从作者自身的文化根源上来看二者创作上的差别。从个体心理的角度看，苏轼长于通过表达个人的悲欢离合，来折射现实世界的炎凉。由于他深受儒释道三家的作用，一方面常以魏尚、廉颇等自比，渴望为朝廷建功立业。但同时在逆境中他又惯常以道家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来自我宽慰，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感怀月圆人难圆，以望月为主线的同时隐含对自身处境不顺时的矛盾复杂的心理。苏轼的一生起伏坎坷，正是由于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由此苏词在哀悼逝者的同时体现出一种命运多蹇、知音难觅的惆怅之情，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含义。
作为清教徒文学的代表，弥尔顿深受西方宗教观和自然观的作用，并且借由这种思想来抒发对妻子的挚爱。在《悼亡妻》中始终围绕着诗人祈求亡妻灵魂得救成为圣徒的愿望，诗歌浸染在神圣的宗教氛围中，如Whom?Joves?great?Son?to?her?glad?Husband?gave?在梦中妻子是由神灵之子带来他身边的，而且因分娩而死的妻子的形象是圣洁和安详的，洗脱了所有的血污和罪孽，升入了天国。
中国悼亡诗和西方挽歌在文化根源上存在的异同和中西方各自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长久以来关于灵魂的概念都表现得比较模糊。儒家代表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以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就表明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轴的儒家对生与死的看法。上述言论的主导思想都在于敦促人们要活在当下，努力充实自身的素养，磨砺修为，不必过于在意死亡及灵魂所在。因此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产生阴阳两隔的痛苦，并且感伤于睹物思人之中。西方文化中基督徒由耶稣之死来传播天堂和永生的信念。信徒普遍认为人死后可以升入天国或转世轮回，对死的看法较为淡然和开脱。在不少文学著作中也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即人的一生有始有终，有生有死，生与死只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和过程。
综上所述，这两首悼亡诗的创作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中西方文化异同和历史背景的作用，同时还与诗人的个体文化心理异同有密切的关系。《江城子》注重含蓄委婉，语言简洁隽永；《悼亡妻》在情感抒发上则率直奔放，语言坦白洒脱。前者倾向于表现内心思想与客观世界的矛盾冲突，意境悲凉，感人至深；而后者放弃追问皈依内心的信仰，通过西方宗教对生与死的解释，将死亡视为生命最真实的回归，从而出离了恐惧和悲伤。
参考文献：
[1]崔剑炜，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
[2]谢卫平，一样悲苦，两种风情――中西方悼亡诗之异同及文化根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3]王文龙，论苏轼的以学问为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Q5，(04).
[4]武岚，试论中西方悼亡诗的艺术异同．文学教育(上)，2017，(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