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运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史专著，这部历时十七年的经典之作融进了作者一生治史学史的功力。该书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总体面貌，笔伐西方史学界的一些误解，突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因此，全书的灵魂在于正中国古代史学之地位。结合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作者希望能够在正视中西史学各有优势的前提下，寻求会通之路，堪为史学全球化进程中端正态度、扫清障碍的一部学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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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通史探讨领域，以“中国史学史”为题的作品已经有几十部之多。金毓黼、蒙文通、白寿彝、乔治忠等治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历史学家，都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与清晰的学术理路，撰写出了展现自身学术思想的中国史学史体系。然而，无论是学术派别的不同还是书写体例的变化，这些学者都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梳理、构筑中国史学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中西史学视域下的对比、观瞻。而杜维运先生求学与治学均浸润港台与海外学养，遍阅了西方学者的相关探讨成果，形成了与深受传统学术训练的本土学者不同的视角，其全新眼光与多方材料的综合探讨，更是开启了一股全新的史学通史著述新风。这种视角就是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
这一视角正是该书最大的特色。这一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回应西方史学界的错误认识。现代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的态度大都采取一种近乎藐视的态度。西方正统史学家持有此种腔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认为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中国则极度缺乏；二是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意识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永远没有发展批评史学，永远没有意识视历史为客观了解。西方史家浦朗穆的说法较有代表性，他说：“历史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以朝代相接，而积有大量历史档案，其浩繁与西欧的历史资料相�，且涉及时间过长。惟中国应用此类资料的措施，与综合此类材料的措施，代代相因，无基本变化。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应用历史资料，其实际目的，无殊于唐朝或汉朝。在其传统综合的基本准则范围内，他们偶尔能瞥及超乎朝代更替制度的发展，但是中国历史永远没有发展自我批评与发现的措施，无情的考验通则，有目的地搜求文献以证明假设，而此为西方历史的特征。”
鉴于西方正统史学家的认识误区，杜维运先生的基本立场就是纠正、归还中国古代史学正确的学术定位，力争与西方史学家细细讨论，展开一场学术上的真理之争。在理论层面，杜维运先生强调：“中国希望窥探往事真相的史学意识早在上古时代，即已形成，而其批评史学的出现，也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西语论文范文，中国的修史，非尽如他们所谓纯为官方事业，中国史学的珍贵，也绝非仅在史料的浩繁。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是从不同文化土壤中
孕育出来的两种史学形态，各有优劣，史学的进步有赖于相互的批判借鉴，而非褒贬好恶。”总之，在杜维运先生看来，“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史学是优于西方史学”。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杜维运先生的判断是符合历史史实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探讨法补编》中提到“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作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开山，梁氏的这一见解作用了在中国史学领域耕耘的数代学人。杜维运先生《中国史学史》一书便涵盖了史官、史著、史学原理、史学思想、史学措施、史学观念、修史制度以及历史文献学、历史考据学等相关衍生学科的源流、发展、特色、代表人物。杜维运先生对中国史家的熟稔程度，用如数家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遍阅载籍，用心筛拣，在该书中轻车驾熟地介绍了先秦诸子、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欧阳修、司马光、郑樵、马端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赵翼等人的史学成绩。史学的进步往往以史学大家提出的某些思想与论著的问世为标志。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左传》、《世本》、《竹书纪年》等较早史书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史学的先河；司马迁描绘的历史天地洋溢着真实、辽阔、醇厚、神远的史学氛围和史学气象，至今世界史学家难以企及；以刘知几而言，对春秋至唐代的中国史学有整理之功，创写史学史、开辟史学措施论，气象宏大、远见卓识、古今罕见，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再至千年，章学诚这位伟大的史学思想家横空出世，将“六经皆史”之说理论体系化，划分历史作品为记注与撰述两大路数，进而打破了刘知己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旧说；作为中国最大的历史学派――乾嘉考据学鼻祖的顾炎武，跳出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的藩篱，力倡经世致用，倡导的普遍归纳证据、反复批评证据、精确提出证据、审慎组合证据、继而发掘纸外证据的全新治学措施，对后世的史学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作用。
第二，置中国史学于世界史学之林，绘出中西史学地位的升降趋势。合理比较方式的遴选，更见杜维运先生对中西史学的精深理解。截取适合的时段进行中西比较，希腊、罗马的史学与中国先秦、西汉大致可以作比较；然而，中国自魏晋南北朝迄于清乾嘉时代，史学蓬勃发展至于鼎盛，而西方史学自文艺复兴至十八世纪末叶，仍处于低迷状态；以及以十九世纪为分界点，西方史学飙风骤起，执世界史学探讨之牛耳，中国史学则转入衰微。杜维运先生冲破时间的羁绊，笔锋一转，从史学思想、史学措施和史学理论进行略论、比较。可见，中西史学的互动可以不局促于时间的维度、成就的博弈，而应深入于措施的借鉴、精粹的汲取及缺陷的规避。作者强调，中西史学各有优势，要想顺应史学新的发展潮流，就必须采取平等、综合、会通的态度。
第三，从中西比较走向中西会通的新高度。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作为两种不同的史学形态，分庭抗礼、难分轩轾。通观中西双方的史学，西语毕业论文，跨越时空的界限，中西史学的精神具有诸多相通、神汇之处。中国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与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家兰克都力求无限的资料搜罗、审慎的阙疑态度以及严谨的考证措施的批判治史技术，以构筑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世界。可见，古今中外，虽时隔千年，对史学精神的追求却有很大的共通性。中西双方思想层面的会通，是中西双方史学走上会通之路的必要前提。比较并非为优劣评判之事业，而是为了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史学达到兼容中西之境界。 杜维运先生苦心孤诣，希望能在中西比较中，突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地位，号召中国史学界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传统，这深深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担当和赤子情怀。作为中国学人，为追求独立学术之人格，必要的是正确定位中国传统史学的高度、珍惜优秀史学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而非单纯地崇洋媚外、盲目引入，这是杜维运先生对中国史学界的一种深切期许。
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杜维运先生又重新书写了一部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主体的通史体系。依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史家们的分期是每部史学通史作品的一大亮点。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历来被后世所称道，其史学分期是注重史学内在的变迁，他将史学史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一，上古迄汉初，这是史学的创造期；二，两汉之世，为史学成立期；三，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是史学的发展期；四，唐初以迄清末，是史学的蜕变期；五，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的革新期。时间跨度由上古至民国，从学术梳理的角度出发，一条清晰的史学流变的线条跃然纸上。
而在杜维运先生看来，史学的发生、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随历史潮流而浮沉。换言之，杜维运先生的史学史分期的依据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大势。据此，杜维运先生将中国史学的变迁分为先秦至东汉、魏晋至唐末、宋初至清中叶三个大阶段。细化于每个时代，则以历史的王朝更替作为发展线索，突出各自的史学特征，春秋战国――史学成熟期的来临；东西两汉――经学极盛下的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极盛；盛唐特色――正史成果颇丰；宋代――史学蓬勃发展，明代――史学发展受阻；清代――乾嘉考据极盛，各时代的史学特色定位鲜明，史学随时代的脉动了然于目。史料浩繁，展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景象，二十四史虽被梁启超诟病“二端四弊”，但其保证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连续性的功劳却是无可非议的。此外，另一批经典史著的问世，亦展现了史学发展阶段的新高度，《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等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凝练结晶。
这一思路还贯彻在具体的章节设置安排上。在政治特征相对明显的时代，作者都用一个章节的页码来为接下来的论述作铺垫。例如，第三册的宋代史学部分，作者开篇交代的一个史学认识即“忧患的世纪往往是史学的黄金时代”，认为宋代国势的风雨飘摇与境内的安定富庶恰恰契合了史学蓬勃发展的各项条件；明代史学部分，作者定章节名为“明代政治的严酷与史学发展的受阻”。作者首先着墨于明代政治的严酷，以下的小节屠杀、廷杖、设立东厂西厂、设立锦衣卫等，这些看似与史学的发展关系很小，作者却用了较大篇幅。总之，依据中国政治大势的变迁来划、论述中国史学发展是杜维运先生《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看做是杜维运先生对作用中国史学因素的一个规律性研讨。
环顾中西史学的著史风格，杜维运先生舒展了一幅美善史学的清新画卷，为遨游于史学海洋的工作者们对求真的治学态度带来新的认识。求真历来是史学探讨的一大追求，客观性一向是历史探讨的要义准则，做出美与丑、善与恶的判断似乎都有碍秉笔直书。号称“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提倡“如实直书”，直觉的理解、对史料的批判辨伪、客观公正的撰史准则，力求不偏不倚，但兰克在寻求精神存在与事物来源时，最终又回到了“上帝之手”。那么，什么是求真的历史？杜维运先生说：“古今中外史学家兢兢业业，所惨淡经营者，往往为追寻历史的真实程度。求真于是变成史学上的第一要义。不真的历史，如虚幻的楼阁，意义毫无。可是，真的历史，有待美与善的历史相辅翼。”自司马迁开“良史信史”之端，展现了真实并充斥着广阔、美善、奥深意味的历史境界，就已经闪现了中国史学的色彩光辉。杜维运深谙于此，遂怀着“唯美史学”的情愫，奏响了一曲饱满悠远的史学长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