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巨大审美转换的时代，西方和中国都面临着重新对文本叙述的话语建构。而在建构新的审美范式的同时，关于传统又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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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美；转变；西方；中国；诗歌
�“五四”以降的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一直承受着巨大的转变。时至今日，这次对文化秩序的改变依然在继续。而19世纪西方社会所呈现的高歌猛进，亦是一次新与旧的博弈。无论是否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与过去完全决裂。��［1］�虽然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依然在改变的余波中未曾得到喘息――从现代到后现代，解构思潮席卷整个西方社会。但相较19世纪社会文化改变所造就的动荡，尤其在1848年，城市面貌一改从前：从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入顽固的管理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2］�鉴于此，西语论文，我们依然可以把西方19世纪革命性的改造当作最近的一次文化转变。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兴起，召唤出了艺术关于个体的关注。因而审美的标准不再局限于束之高阁的群体，神明和上流社会固然标榜了典雅的规范，但新兴崛起的资产阶级亦有着强烈的审美述求。
�在这样的要求下，颠覆古典审美传统就成为内在的驱动力。所以先觉者波德莱尔将他的病态之花栽植在业已变质的巴黎的温床之上。他毫不留情地对着读者高呼“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3］�，揭开他直指肮脏的诗篇。从此，古典的审美范式开始被撕裂。波德莱尔所要做的就是爆炸式的倾覆。他不回避所有“恶”的方面，直接把它们铺陈在人们面前，所以他一来就提纲挈领式地将谬误、罪孽、吝啬和愚昧这些人性最肮脏的弱点暴露在人前。
�波德莱还直勾勾地盯着腐尸，再用震颤的直白将它袒露在众人眼前，还真挚地称赞道“这尸体真是绝妙，/像花朵一样地开放”��［4］�。几近病态的膜拜，让人恐惧又新奇，而前无古人的行径，毫无悬念地将他推向了道德的边缘，但这些反常规审美范式的书写方式，是召唤新兴审美结构的极端表达。
�波德莱尔之后，古典审美开始迅速褪色。不过当时间滑至里尔克这里，他就比当初的波德莱尔更多了一份自省与理性。里尔克直截了当地陈述“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5］�。他对所谓的“美”保持着警惕和距离：无论其表象如何炫目，都直接将“美”与“可怕”联系在一起。
�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被人阐释的世界，我们的栖居/不太可靠”��［6］�，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根基，使得他意识到，之所以要对“美”望而却步，是因为无论何种审美都会遭受过度的阐释与理解。当这一切头头是道的解释将“美”肢解，“美”也就难以维系本身的单纯面目，转而成为汇聚偏见洪流的所在。
�而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的中国，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交织下，不断追赶西方国家的步伐��［7］�，急于将自己的文化纳入西方体系之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诗歌改变的三个步骤：
�其一，抛弃旧体诗的高雅叙事，转而在白话中寻求美的表达。例如胡适的尝试之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白话笼罩下的旧体诗歌，显然还没有达到审美的要求：过于浅白的表述已无利于构建诗歌所必须的张力。
�其二，放弃旧体诗的格律，将诗歌置于自由的节奏之中。例如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当诗歌节奏被放开，西语论文范文，传统的意象就有了崭新的表达空间。即使传统意象的意蕴并没有得到另一种审美的解释，但诗歌的语态步调已然有了更多的决绝之感，而相较古代诗歌，“残红”这一意象所蕴含的情绪往往是哀怨的，例如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其三，对意象的重新建构。由于诗歌格式的放宽和节奏的多变，很多新鲜的意象可以得到发展。例如杨小滨的《音乐会》：热爱这个交响的社会，意味着/热爱莫扎特，顽皮的孩子/快乐的童年，用一支魔笛/吹出多来米发嗦那样简单的曲调……
�时代的产物，在熟悉的语言和开放的节奏中顺理成章构成了新鲜的意象。口语话的表达使得审美不再具备阳春白雪的特质，而是贴近每个顺应时代的个体的生活体验。而为了维持诗歌的不确定性，就必然在节奏上更加多变。
�然而，在力图打破审美范式的背后，我们分明又察觉到诗人们想要回归的渴望。关于他们而言，新秩序下的文化有着魅惑一般的新鲜感，诱发他们不断挖掘这令自己厌恶又惊恐的新世界。一如波德莱尔的呼喊“我都是爱你的，哦，污秽的都市！”��［8］�在骨子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美学熏陶，又激发他们关于业已消逝的旧秩序的眷恋。当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讴歌着酒神杖“在这柔和或绚烂的线条和色彩的组合中，喷放出一种惊人的辉煌”��［9］�无疑是在捍卫酒神精神的本质，艺术灵感的源泉。而叶芝也不无遗憾地意识到“古老的特征已在人的手中消亡……一个更伟大、更动人的时代已经消失；/为了涂过的形体和一箱箱化妆品……”��［10］�更不用说巴尔扎克在《夏倍上校》末尾出现的田园式乌托邦主义。��［11］ �
�身处东方的中国，则在价值观倾覆的时代里呼唤同样来自“轴心期”��［12］�的审美传统，希望以崇高而特立独行的人格来捏合人心中逍遥单纯的部分。
�木朵在《五月的悲伤》里尽情使用屈原的形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饮木兰之坠露/山脚下吉祥的卜卦呀/你看那人在吃初开的菊花……显然是对《离骚》的致敬，他力图在重塑屈原的过程中呼唤屈子式的崇高。余光中也不止一次重新叙述古诗中的经典片段：用《寻李白》来重述“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赞叹那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豪气；用《下次的约会》来演绎“临别殷勤重寄词 词中有誓两心知”，倾诉“爱情的一端在此，另一端/在原始。 上次约会在蓝田/再上次，在洛水之滨/在洪荒，在沧海，在星云的��/在记忆啊记忆之外，另一端爱情”。这些古老的审美范式被重提，无疑是在建构新的审美模式时杂糅入古典的审美传统。（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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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美］大卫•哈维.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 黄煜文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2］ ［美］大卫•哈维.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 黄煜文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
�［3］ ［法］ 夏尔•波德莱尔. 恶之花［M］.郭宏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99
�［4］ ［法］ 夏尔•波德莱尔. 恶之花［M］.郭宏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36
�［5］ ［6］［奥］ R.M.里尔克. 里尔克诗选［M］. 林克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39
�［7］ 周红兵. 现代性、文学理论与中国经验. 文艺评论［J］，2017-1：4
�［8］ ［法］ 夏尔•波德莱尔. 巴黎的忧郁［M］.郭宏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62
�［9］ ［法］夏尔•波德莱尔. 巴黎的忧郁［M］.郭宏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07
�［10］ ［爱］ W.B.叶芝. 叶芝诗选［M］. 裘小龙译.
�［11］ ［美］大卫•哈维.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 黄煜文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2
�［12］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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