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作用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措施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在这种诗学潮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准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作用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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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个人比较认同：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因此，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异同的反映程度。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异同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异同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的略论，我以海明威的悲剧意识作为参考的基点，体察异化过程的中西方文化在著作的异同与合作。中西悲剧意识的异同，往往体现在个体与群体、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感性自觉和理性自觉等方面。西方重视历史―个体的崇高，中国重视道德―群体的正义，而其区分总的表现在感性和理性的不同侧重上。而我们看到的有关海明威的译作中，海明威的著作不仅仅有西方重视的个体崇高，还充斥着对中国群体正义的重视。可以说译作中海明威著作，同时具有中西悲剧感的交溶，西语专业论文，它体现在悲剧人物的个体追求与群体正义、受难与执着，悲剧冲突的历史与现实，西语论文网站，悲剧效果的静穆与中和，以及从其形式方面的理性与感性综合等。
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异化问题，其核心就是译语文化对其的作用。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作用。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实际上，我们把作用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作用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语文化语境。译者在一定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他受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惯例的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过去或当时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审美规范（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的审美理想、艺术法则、表达方式等），同时受到翻译活动内部的矛盾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外语的内容和形式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习惯去遣词造句，这就产生了译语。
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体现出的是西方悲剧人物的个体特征，西方悲剧中，单个的人物试图与所有的形象对立、斗争，而自身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甚至个体的毁灭，如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等，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也体现出这个特点，如放荡的巴黎青年以个体身份对抗战争、亨利以逃跑的方式对抗战争、乔丹自身走向死亡、桑提亚哥独立与鲨鱼作战……这种个体性体现出西方文化的自律性，这是海明威与西方紧密关联之处。海明威笔下的女子形象，兼具了东方之美。玛丽亚几乎是完美的，合乎理想、合乎道德的，也被不可捉摸的命运毁掉了感情，著作中虽然玛丽亚得以脱身，但她的心、她的爱却永远地毁灭了。这种冲突的道德性，与中国悲剧中的正义道德标准极为贴近。因此从悲剧冲突的方面来看，海明威是东西方兼而有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著作翻译过程的异化，同时也是两种文化冲突的表征，是外国著作中国化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基础。相信我们可以在深刻认识翻译的基础上更好的翻译出优秀著作。
参考文献：
[1] 董衡巽.海明威探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吴然.海明威传[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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