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训诂方式中的“互训”亦可以看成词语层面的互文，只不过“互训”并没有语言层面的互换、补足等程序。“互训”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相互解释的一种解词方式，如：讽，诵也。诵，讽也(《说文》)。适、之、嫁、徂、逝，往也(《尔雅》)。 还有，周易中的“互体”也可以看成符号图形层面的互文。“互体”指称“一卦的六爻中，除内卦与外卦这样两个经卦外，另有二爻、三爻、四爻这样三个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再由三爻、四爻与五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这种内外两卦交互组成一新卦象。 近代，随着西方修辞学的引入，训诂学意义上的“互文”又进一步被理解为一个辞格，变成写作中的一种技巧，它要求两个语言结构间结构形式上有对称性，意义内容上有互补性。(《大学修辞》280页)。因此，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互文可以使文句简练对称，使音节铿锵和谐，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从句子结构上有短语互文、当句互文、对句互文、鼎句互文、多句互文；从语义补充上，互文有：“A等于B，B等于A”“A句等于A/B，B句也等于A/B”“A不等于A却应解作B，B不等于B却应解作A”“A等于A/B，B句却只等于B”“A等于A/与B相关者，B等于B/与A相关者”“A等于A/对B的否定，B等于B/对A的否定”(胡范铸，1993)。 短语互文，如：奇山异水；当句互文，如：秦时明月汉时关；对句互文，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乐府诗集．木兰辞》)；鼎足互文，如：“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多句互文，如：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读诗书……(《孔雀东南飞》) A等于B，B等于A，也叫“互文等训”，如：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这里“为”和“与”构成等训。 A句等于A/B，B句也等于A/B，即所谓“分省互补式”，特点在于前后两部分各举一边，在意义上互相补充。如：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苟子・王霸》)，补充后意义就是：国危则无乐君乐民，国安则无忧君忧民。 A不等于A却应解作B，B不等于B却应解作A，也叫“错综互文”，如：泉香而酒冽。互文后应该是“泉冽而酒香”。 A等于A/B，B句却只等于B，如：烟笼寒水月笼纱。互文后变为：烟笼寒水月笼寒水和纱。 A等于A/与B相关者，B等于B/与A相关者，如：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互文后变成：不闻夏殷周衰，中自诛妹(喜)褒(姒)妲(己)。 A等于A/对B的否定，B等于B/对A的否定，即所谓“相反见义式”，这类互文不能从上下文中找出现成的互文词直接拼合互补，而是前后两部分相对的两个词语弦外有音，应当各自补出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语，方才文义相足。例如：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坊记》)，补足后就是：君子约言，小人多言；君子后言，小人先言。 三、中西互文概念的整合 从上可知，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只关注篇章层面的互文，互文手法形式单一，而没有注意词语结构的种种变化，比如“错综互文”西方就没有发现。另外西方互文理论和互文手法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因为根据西方互文理论，每个文本都是互文的产物，互文是文本的常态，而互文手法这种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否定了互文的常态性，因为只有非常态的，才可以作为与众不同的手法提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观也有缺陷，它只关注了词语层面，没有关注具有同样丰富互文现象的篇章，没有发现篇章与篇章之间“粘贴”和“引用”的互文内涵。那么这两种互文理念之间有没有打通的可能? 西方互文性(inteHextuality)理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涵盖了文学艺术中不少重大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述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文学的文体间关系问题，批评家地位问题以及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等等，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并没有完整、系统、独立的互文理论，“互文”只是作为训诂学的某个术语，修辞学的一个辞格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没有“互文”思想。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尊重现象、不耻支离的学术传统上来反思“互文”，就会发现散见于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互文”注释同样蕴涵了文本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话互释关系，作者对文本的作品和编码问题，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阐释、解码认知问题，经学家分别和文本、作者、读者对话所起的主体影响，以及在读者和作者对话过程中所起的媒介影响。 中西方“互文”术语根源和符号本身本来不同，只是由于都蕴涵了文本互释的思想，西方术语“intertext”被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凿通语言壁垒时，同中国本土术语“互文”变相整合成同一个术语――“互文”。西方“互文”术语来自于1960年文学批评家们旨在把文本从它过去从属的领域中分离出来，独立进行直观审视的理论背景，所以其关注的层面更加宏观，往往注意文本本身存在的创新性和合理性，作者的创作源泉和手法，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心理。中国“互文”来自于训诂学家对传统经学注释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文学或文本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是为了把文本同其他领域分离开来，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懂古人经典，领会古人的深意，做到举一而反三，闻一而见二。作为训诂学的一个术语，“互文”最终目的还是为训诂服务，而训诂本身就是“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也就是解释古代语言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何中国“互文”专注于语言层面的字、词、短语、句子之间的互释，而很少关注文本篇章之间的互释，对作者和读者这个层面思考也不够深入。 虽然中西方互文根源，措施，目的，对象范围都有所不同，但这都是在翻译家变相整合两个不同语言符号为一个中文符号之后谈的，其实如果抛弃“互文”这个符号的能指层面，单就“互文”所指蕴涵的概念，中国书本中早就孕育了现代西方“互文”概念所涉及的一些对象，比如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注释体例中“文没于前而见于后例”“蒙上文而省例”“探下文而省例”“举此而见彼例”，近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辞格“比喻”“引用”“双关”“讽喻”“别解”“避讳”“仿拟”“析字”“藏词”“飞白”“镶嵌”“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