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界、文学界、法律界、史学界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成为众多学术领域探讨的重要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一年多，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欧洲之行，既让他游观了欧洲景色，更使他心灵深处酝酿着一场“绝大的革命”。本文试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欧游对梁启超思想观念产生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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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 欧洲游历 西方观 衍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的政治风云人物，堪称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及思想舞台上的双栖明星。其中，1918年底至1920年1月，梁启超在欧洲旅游一年多，除了给他自身带来了旅游活动的真切体验外，更让他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了直接的接触，对其思想震动很大。诚如，1919年6月，他在英国写信给国内的弟弟梁启勋：
“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西语毕业论文，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
一 梁启超的欧游经历与见闻
1917年底，以梁启超为首的北洋政府探讨系内阁，随着段祺瑞的辞职而垮台。梁启超最终结束宦海生涯，重返学坛。1918年底，梁启超与探讨系名流7人以个人身份，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游历。此次欧洲游历，梁启超不仅学习考察了西方文明，而且遍游了西方各国的主要风景名胜，详细记述、评说、描绘和介绍了旅游行程、景点、旅游业等。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欧洲游览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目睹战后欧洲的惨淡凄凉境况
梁启超到处目睹欧洲各国经历世界大战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欧洲人口死伤达3千万，法国失去壮丁近半数，到处满目疮痍。粮食及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晚上连电灯照明都难以保证，进入冬季连取暖用煤都没有。梁启超描述当时抵达巴黎后的境况：“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吾侪日进苦茗耳，煤极缺，室中苦寒。”不禁感慨到：“战后尚尔，战时可想，乃知吾侪在东方，盖日日暴殄天物也”。
2 遍游欧洲各国，饱览风景名胜
欧游期间，梁启超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闲暇之余，梁启超不仅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还饱览了各国著名的风景名胜，详细记述、介绍和描绘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在瑞士时，他用优美的文字描写了观日出之美景：
“九月五日晨五时披衣起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化无联，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燃，次则大金轮捧出矣。倒射诸雪峰，雪尖绀红，其下深碧，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
3 社交活动频繁，交流学术，演讲
欧游期间，梁启超列席英国国会下院旁听，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关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活跃在和会内外，为中国外交进行舆论鼓吹，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多次出席了英国皇家及社会政要、民间团体为其举行的宴会、茶会，与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等交流学术，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并了“中国国民特性”、“中国关税问题”、“中国之文艺复兴”等系列演讲。
二 欧游对梁启超西方观衍变的重大作用
梁启超的欧洲游历活动对其西方观衍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新看待中西文化，提出“中西化合说”
欧游后，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更是以一种世界人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他提出了“中西化合说”，认定西方文化是以科学为主轴的物质文化，而东方文化则以自由意志为主体的精神文化。梁启超说：
“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梁启超主张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这与他在1902年提出的“中西结婚说”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是前者内容深化了，有了中西交流的具体的措施和步骤；二是前者具有了以自己文化为本位的交流思想，即主张把西方文化当作一种催化剂，来促进中国自身文化的化合；后者只是笼统的说到要进行两种文化交流；三是前者不仅反映了梁启超的文化自信，而且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的文化主张，这是梁启超在欧游前不可能有的。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批判、离异转向回归
欧游期间，梁启超在巴黎曾会见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蒲陀罗告诉梁启超说：
“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
西方人如此看重中国文化，着实让梁启超震动。从戊戌到辛亥时期的几十年间，他虽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但从来都是以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一向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至于用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更没有想过。欧洲社会的倒退以及这些思想家的新追究，焕发了梁启超去重新挖掘中国文化新价值的热情。他多次与欧美的思想家讨论孔子、老子、墨子的学说，经常在讲演中阐述儒家的理论，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坚信“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将走向世界的眼光重新放置在传统文化上。归国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更加看重，对振兴中国文化、光大中国文明以补救西方文明充满了信心。但他并不是盲目地肯定传统文化，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主张把西方文化当作一种催化剂，来催生中国新文化的化合，实现“心物调和”，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欧洲之行，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不仅回归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超越了传统，始终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前提的。
3 对西方文明由崇拜转向反思
面对“一战”后欧洲的断壁残垣，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已不复是“维新变法”时期的一味称好了。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他首先反思了科学万能之梦。在《欧游心影录》的《科学万能之梦》一文中，梁启超大胆地提出“科学万能论破产了”：一方面，科学日日昌明之后，不仅冲击了宗教的世界观，而且连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冲得一塌糊涂，使人们多少丢失了善恶的责任感，引起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严重冲突；另一方面，科学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宗教，企图为世界定下一个万世不移的标准，将人的内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缺少意志自由。在他看来，西语专业论文，“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过信科学万能”，是一大失误。梁启超认为，此次大战和科学世界观带来的负面作用，不无干系。大战以后，欧洲人对先前过分相信“科学万能”感到幻灭，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
欧游之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梁启超膜拜西方文化的完美梦想，但他关于西方文化的前途，并不悲观，仍然强调西方文化依旧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仍有进步性和可取之处。他认为经过大战的创痛，西方人定会设法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4 提出推行宪政的新想法，探究中国富强的新出路
梁启超考察欧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探究中国如何才能富强的大学问。当时，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欧洲文明进步的基础在于民众的觉悟和能力，故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强盛，就必须学习欧洲文明的长处，提高中国人的自觉。
（1）提出“爱国”应与“世界眼光”紧密相连
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社会弊病丛生，矛盾错综复杂，梁启超认为国人应该知晓世界局势，学习别人长处，赶上世界潮流。呼吁从西方文明曾经遇到巨大挫折、经受了考验、取得辉煌成功的历史，得到启示和借鉴，鼓舞中国民众在种种困难面前应该鼓起百倍勇气去争取光明前途，以期对人类全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2）强调培养法治精神、发展个性
继《新民说》之后，梁启超认为中国若不改变缺少团体意识的劣根性，必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立足，主张借鉴、学习欧美人的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由市自治会、乡自治会这样的地方自治，来培养管理国家的兴趣和责任心。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湮没了古代注重个人的精神，社会用一个模子，从而造成社会沉滞，人民愚昧，国家衰弱。所以，他强调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
“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思想解放的路只有通过自由批评才能开出，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可见，梁启超倡导“发展个性”和“自由批评”正是抓住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本质精神。
（3）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观
在一年的游历中，梁启超考察了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接触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士，对风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仔细探讨，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观。一方面，他认识到从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另一方面，他认为“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走实业救国的改良道路。其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不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究竟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梁启超认为应该发展民族资本，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其措施为“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措施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对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果”，目的是“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并“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很显然，其目的在于发展民族资本，抵御外国经济侵略。梁启超企图通过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只是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
[2] 陈其泰：《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学术探讨》，2003年第7期。
[3] 李喜：《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社会科学探讨》，2003年第5期。
[4] 郑大华、哈艳：《论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及其疏离――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略论》，《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
[5] 郭汉民：《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尹敏，女，1971―，江西井冈山人，，副教授，探讨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旅游教学与管理，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张英明，男，1952―，江西丰城人，本科，教授，探讨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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