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对“美德”的拷问，现代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使人深思，追溯这样一条德性的路径，回归古典的形而上沉思不失为一种溯源之路。对培养人的优秀品质的德性是中西方伦理学所共同关注的特征，但是关于其具体内容，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传统文化的取向和文化精神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的异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本文通过对两者进行略论比较，阐释其中差异，找出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以及会通之处，以更好地了解中西方伦理学中的德性学说，并能相互促进，找寻真正的“美德”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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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伦理学；德性
一、德性的概念
对于德性的概念中西方各不同，在西方秉承这样一种观点，即德性伦理学源于早期的古希腊，经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展以后，最后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中成形。“德性”（arete）在希腊语中原指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功能，亦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此概念最开始指的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长处或优点。由此，可以说它适用于万物，换句话说德性是万物所有的，都有其他事物所不具有的，仅仅为自己所具有的优点或者说是特性。例如，石头有坚硬的特性，因此，石头的德性就是坚硬。之后，德性一词渐渐开始用于人的品质，并且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获得了“道德”的含义，变成人所拥有的好的品质、能力、特点的指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因此就必须的美德，也可以说某物所具有的长处、优点。所以，美德的英文翻译一般有两种，一种是virtue，第二种是excellence。道德品质包括的内容也就不单单是最初的长处或优点了，更包含了：勇气；仁慈；正义；慷慨；智慧；节制；谦虚；善良等。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伦理学中德性论思想主要成型于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对这一概念缺少严格的界定，这一点是由于中国哲学的非逻辑性特点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德性论在中国古代就有了类似于西方德性伦理学中对于德性的具体内涵，但却缺少总括这些具体内涵的“德性”概念，其具体内涵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也有人主张，中国哲学中对于“德”的概念即这些具体的美德的概念，一个人有德与无德也指他是否有道德素质，在处事中能否践行德行。然而，关于中国哲学中“德”的概念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来略论，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有一个“道德”的意义，更有超越道德的另一层深意在其中。此外，关于“德”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也不会给出确切的定义。至于“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不能算作严格界定美德概念的。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张岱年先生对此的理解是“倒是行为应遵循的准则，德是实行准则而有所得”，“德指行为准则的实际体现”。这种观点和古希腊伦理学中“德性”概念的界定完全不同，古希腊伦理学明确地从种属出发对之加以界定，并理解“德性”为品质、习惯。这些从中国伦理学史上经常使用“德行”一词来代表西方所谓“德性”一词这一点并上不难看出。“德行”一词虽然在人们使用时大多数指品质或德性，但是从文字的字面意义来讲“德行”一词与内在品质的关联并非那么密切，或者说是与行为有更多的相关性。换言之，德行是当下现实的，德性则是作为品质而潜在于内的；德行是显之于外的，德性是蕴含于内的。由此，中国伦理学中对于的“德”或“德行”的概念与西方德性概念虽在某些内容上含有相同的元素，但二者却是存在异同的。
二、德性的发端
中西古代的伦理学都以德性论为其特点，同时它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对德性的来源说明上。两者都主张德行的产生与人的本性有密切关系，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这种相关性的理解的上。
西方古希腊伦理学存在着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把道德性直接赋予人性。虽然苏格拉底的“人是因为无知才作恶”和亚里士多德的“万物都是向善的”两种观点中似乎隐含了人性善的意思，但通过仔细探讨不难发现，苏格拉底只说了一个方面：即人之为恶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也只说一个方面：即人是“向善”的，这里的善之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只是一种“看起来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善。亚里士多德对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解释的很清楚，他强调德性不能等同于本性，因为本性关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可改变的，而德性却存在改变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强调德性又不反乎本性，并且本性应当是德性的基础，德性是对本性的提升。如果某物在本性上没有某种特性，那么它也就不会具有基于这方面的德性。关于“自然德性”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过，他指出这种德性的存在只是作为真正德性的一种根据，是“人为德性”的基础。因此，他强调“自然德性”只是一些类似德性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学中，本性与道德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有一部分是把德性与本性理解为相等同的意思。不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把本性与道德密切关联在一起。基于本性与道德的这种关系，如果说“人性本恶”，那么就应该化性起伪，改变本性的东西而做到向善，可是对于如何做到去除恶性也就成为了问题；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就应该尽量保持本性所具有的东西，而做到不让其在后天所磨损，可以通过内省是途径回归自己本身的德性。
以上略论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对于德性发端的问题上确实存有差异。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活动的自主性以及实践活动，这一点是基于其把人性与德性区别开来，因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影响留下了余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德性源于本性却不等同于本性，在后天实践活动中固化和优化人的本性中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和特性就是培养了德性，而通过固化和优化所得到的东西则是人自身意愿的产物。当然，基于此并不是说中国儒家的德性不讲人的实践活动而只源于人的本性，因为实践和经验是不论性善或性恶最终到达的终点和归宿。性恶要做到化性起伪则需要寓于后天的行为实践中，性善则需要在后天的实践活动来保持，从这一意义上看，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和后天经验是中西伦理学德性论中所共同拥有的特点。
三、德性的内涵
关于德性的内涵略论与界定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西方德性伦理学对德性做出了明确地分类，分为具体的几个德目，这尤其表现在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成“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两类上。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略论，灵魂中与逻各斯相关的德性是理智德性，与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相关的德性则是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与人的理性沉思相关，而伦理德性则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亚里士多德更近一步地对不同类别的德性所包含的具体的德目作出更加具体的划分。“理智德性”主要包括：科学、明智、技术、智慧和理智，这些德目具备理性的逻辑，使人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行事而非感情用事。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德性”主要包括：谦逊、大度、仁慈、友善等等。 中国伦理思想在德性问题上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做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具体分，但儒家学说有其自身特点，在道德德性中具体的的排序上。孔子认为“仁”是最重要的，“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以孝悌为仁的基础常常以智、仁、勇三者并举。又以‘圣’为人生的最高人格。孔子经常宣扬忠、信、恕、义、恭、宽、敏、惠等，但没有说明这些道德彼此之间的关系”。
中西德性论也都有所谓的主德之说。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就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四主德之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宣扬了这些主德。而中国儒家的德目，在孔子那里作为最高道德的是仁、孝、智、勇。而在历史上作用最大的可谓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四主德，以及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除此之外还有《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后来，随着发展，中西方的德性论中具体德目也都有过相应的变化，但其中也有差异。首先，两者都强调的主要德目存在共同之处，就是智慧、勇敢和正义这几个是两者都强调的内容。当然它们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古希腊的智慧主要是指对知识的把握，而且大多是指自然的知识；而儒家智慧学说，则大多是指对社会生活方面知识的把握，指统治者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的知识。其次，两者存在不同的方面。西方的四主德似乎并没有“仁”的美德，而“节制”这一德性在中国儒家伦理中也似乎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看待中西方伦理学就不难看出这些德性也都包含在其中。例如，亚里士多德强调“慷慨”“大度”与儒家的“仁”主要内容是一样的。儒家对于“礼”的说法就包含有“适度”“节制”之意，孔子讲克己复礼正是包含着这层意思。只不过没有把节制放到明显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西方对于德性的内涵理解上异中有同。
四、实现德性的途径与措施
对于实现德性的途径与措施，亚里士多德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德性能够使我们明确目的，所以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以及用正确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就不得不谈到明智的三要素：明确的考虑、理解和体谅。换句话说，当确定了公正、节制和其他道德目标后，我们必须首先要明智地考虑，对何谓公正做出判断性理解和体谅，然后找到正确的方式措施实现公正。关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情感与理智的拟合则是理性作出的最好判断，即为道德德性中的中道。而要实现中道也要有恰当的措施那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矫枉过正和警惕快乐；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养成好的习惯并坚持这就是其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此外，除去自身努力，关于不道德的行为应该通过法学手段进行约束和强制性规范，使恶的品性能够加以遏制，好的品性内在化，逐渐成为人的第二本性。
儒家的德性论主张无思则无德，无思则无仁，智和思是实现德性的措施和途径。这里的思就是指明确的考虑，通过思我们可以得到智，同时思也是智的存在状态和主要特征，所以思与智可以说是一体的。唯有思索、向往，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实现。如果我们的心不去思考何谓“仁”、何谓“德”等问题，我们又怎会达到“仁”与“德”呢？
因此，明智与思即是亚里士多德和儒家认为的理性，是德性实现的措施和途径，是正确的方式措施。并且明智以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为目标，思则以仁与智圣的统一为目标。有所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注重以法学，即理性的外在表现作为其最终的依靠和导向来实现德性。而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则注重心思、心智。把心看作思和智的根源和基础，而其心除了包含智之外，主要是道德本心、情之心。因此，儒家虽然重视思的影响与功能，但始终将其视角规定在德性的范围之内，而纯粹理性则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明智的来源，其视角虽然在实践的领域但其根源却把实践超越，显然已进入智慧的范围，而且要接受智慧的命令。
总之，通过中西方伦理学中德性论的略论比较，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它们的差异。关于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德性伦理学，作为曾经支配中国民众思想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一度被抛弃之后，正处在复兴之中。这种复兴不应只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对之注入新的内容并使之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因此，在与西方伦理学中德性论作比较中，发现其优点和缺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吸收西方逻辑思维优点，使之在理论上更加清晰完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追溯“德性”的进路，探索与回归古典不失为一种措施。（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政法律院）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页
[2]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西语论文，2017年，第2页
[3]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西语论文题目，第2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