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艺术奇葩为何摇曳着独特的风姿？中西方诗学为何闪烁着殊异的色彩？这些追问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审美体验”这一重要的美学范畴。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通过对中西方诗学的比较探讨发现，“思”和“悟”都是中西方诗学中两个各具特色的重要概念，于审美体验更有画龙点睛之妙，我认为“悟”和“思”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中西审美体验的不同源于对“美”的理解这一起点的不同。在审美体验中，西方人首先关注的是“美是什么”，这是一种知识型的追向方式，起决定影响的是认识关系，这种以认识以思维来把握，由思维的物化形态--语言所组成的一套明晰清楚且具逻辑性的概念系统表达出来。西方视理性（逻各斯）为人和自然的本体，而理性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所以对于美的本体论的追问决定了审美体验的方式是由理性主义所决定的偏重略论的逻辑思维。当黑格尔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逻辑之后，《美学》形成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的庞大的严整的体系，达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美学的最高峰，现当代西方美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可见传统的形而上学生的理性主义思维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渗透到西方美学之中，尼采称西方美学为“审美苏各拉底主义”，“最高准则大致可以表述为‘理解然后美’”（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2页。）原因即在此。因此，把“思”作为西方审美体验的方式是毫不为过的。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审美体验不表现为对美的本质的探求，而体现为对“审美何为”的追问，这更倾向于一种价值论、意义论上的追问。在其中，起决定影响的不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意义关系。这种价值型、意义型的追问决定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方式是偏重于直觉的感悟。“悟”源于佛教，是佛教的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
由于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不同，中西方对审美体验中主客体之间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商业社会的冒险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使西方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对立。直到非欧几何、相对论、不完全定理的出现，人和自然的对立终于被明晰地认识到了，那就是被不明不白抛到世界上来的“此在”的荒谬感。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心物二元论”成为西方人看待和把握自然的绝对真理。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的物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人是认识、利用、征服自然的主体，自然仅是被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心物二元论”使西方审美体验的主客体始终处于分裂、对立的状态之中。“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06页。）“（人）他的影响仅限于以它们（物）的名义去体验一些纯粹人化了的印象与愿望。”（注：R·葛利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见《现代西方文论选》，第332页。）
而在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有着特殊的依赖。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于是“天人合一”就成了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认识论。“天人合一”的必然结果是自然并非外在于人的客体，而具有人伦的意味；人也并非外在于自然的主体，而是无言独化的宇宙的一部分。作为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具有着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了人的至高、至美境界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境界。在审美体验中，西方人似乎总是走极端，答案或是“镜”或是“灯”（注：参观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而“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人的审美体验以“心物一元论”为基础，审美体验的心物两极获得了辩证的统一。中国古典美学以“感应”来说明审美主客体间相亲相和的关系。“感应”或称“应感”是由“天人合一”的思想演化而来，最早从审美角度提出“感应”理论的是《礼记·乐记》的“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之后，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亦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感应论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由物--心，同时也由心--物的双向过程。陆机则进而提出了由物--心--物--心，或由心--物--心--物的循环感应论。审美体验表现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注：《礼记·乐记》。）的“情以物兴”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物以情观”的融合统一。本着“天人合一”的观念看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生命、无灵性的实体，一切色彩形态组合的自然对象均是流转不拘的生命形态，与人的本心有着相通之处。这样，人就有可能体会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豪濮间想也，觉鸟鱼禽兽自来亲人”（注：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之类的物我无违的妙趣。审美体验中主体迅速突破对审美对象外形式的掌握，而以心灵的味觉去体悟对象的内形式意韵，最后，主体将自己的内在之气与本身就具有生命的自然在瞬间沟通、融合，超越现实时空，达到一种悠远无限的“游”的境界。于是见人之所未见的“大象”，听希声渺冥之“大音”，以一瞬凝终古，以一在存大千。这时，“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注：辛弃疾《贺新郎》。）”人和自然没有界限，以致可以“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注：刘勰《文心雕龙》。）可见移情说、想象说是以人度物，化物成人，以人格化解释造成一种身外物的自身类比。而感应论则是通过“身与物化”“神与物游”而达到对宇宙、人生瞬间感悟的“至乐之境”，是对现实时间和宇宙空间的超越所呈现的心灵空间和精神时间的自由融合。
中国的哲学、美学是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学说，倾向于美和善之间的联系。西方哲学、美学则以求真为最高境界，西语论文题目，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把握而确认人的本质力量。所以，就审美主体来说，“悟”表现为主客体一致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而“思”则表现为主客体分裂、对立下的主体对象性思维。所以“悟”是返回自身心灵的自反思维，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道家的“反朴还纯”、“见素抱朴”之说便是这种自反思维的注解。“悟”之所以是主体的一种自反思维，关键在于对中国人来说，人之所以为人，从根本上被归结为某种精神存在。这反映在审美体验中，突出表现为“形神论”。“形与神”本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要讨论人的形体及超乎形体之外的精神的相互间关系。魏晋南北朝，人们从形、神两方面品评人物，表现出重精神，轻形体之倾向。之后，宗炳提出了“畅神论”，顾恺之提出了“传神论”，标志着“形神论”进入了审美领域。“悟”既要把握审美对象之神，又要传达主体之神。中国美学认为天地万物皆含生意，造化之妙正在于此。“凡物得天地之气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欲以笔墨肖之，当不惟其形，为其神也。”（注：沈宗骞《芥舟学编》卷一。）自然景物之所以传神，是因其“质有而趋灵”--即传达出自然生命的生机活力、宇宙造化的奇妙功能，又具有空灵清远的精神气氛，它本身即是“媚道之形”（注：“质有而超灵”、“山水拙劣形媚道”为宗炳《画山水序》中语。）。主体之神在于审美主体的内在精神特征、个性气质。谢灵运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清新诗句，何尝不带有作者本人精神焕发、心情爽朗的色彩。所以，“悟”并不全肖其形，而是以形传神，徐渭说：“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注：徐渭《写竹赠李长公》。）。又说：“葫芦依样不胜楷……不求形似求生韵。”（注：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清代画家石涛也认为这“贯山川之形神”的“画上丘壑”与“自然丘壑”相比，是“不似之似”（注：石涛《题青莲草阁图》）。正是在这不似之似中，人与自然“神遇”而“迹化”（注：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画尽意在”，“全其神气”（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成了品评艺术高下的标准。继顾恺之提出“以形传神”后，司空图又提出了“离形得似”。是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离开描写对象的原貌和状态，甚至应用夸张、虚纪或象征的“形”来具体传达出事物的内在精神和本质特征，达到更高的“神似”。如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形容柏树的“黛色参天二千尺”，王维《袁安卧雪图》中的雪中芭蕉等。因而有苏轼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注：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铸就了西方人外向、开放型性格，而“心物二元论”又使西方人是在人和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基础上认识自然界、认识人自身的。它所倡导的主体性是以认识和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所以“思”关注的是外在世界的构成，时间与空间的精确限定，物质的形式与比例等客观对象的性质，而在向外探究的过程中，“思”必然注重通过对主观与客观、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等范畴的反复探求而由现象达到本质，注重略论的丝丝入扣，逻辑的明晰严整，因此它是一种外向型理性思维。由于力求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西语论文，从杂多、偶然中把握住规律，所以“以形绘形”的摹仿便成了“思”的基本形式，它强调通过逻辑思维，借助光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对客体的外在形式进行精确地观察把握。但“思”强调以形绘形并不是单纯模仿自然，黑格尔就认为绘画应该用外在在来表现内存精神（注：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不是对现实被动的抄录，而是使事物显现出它们能够而且应当是的那个样子，体现出事物一般的、典型的和本质的特征。可见西方美学中虽然没有“形与神”这对范畴，却有着与“神”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理念”，艺术以传达出“理念”（人事理性与物态理性最高的真）为旨意。
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以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的实践美学，而其美学传统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又使它非常重视人的情感的因素，它是在知、情、意三者的统一中追求某种智慧。所以“悟”又体现为以自我完成、自我实现、自我语悟为特点的“躬行践履”的实践思维和情感体验的意向思维。“悟”重经验而不重理论，重情感而不重逻辑，这与西方美学概念化、逻辑化、形式化的理智型思辩思维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反思维所带来的主体心态的封闭性以及由情感体验思维所造成的停留于具体、直观的个人经验层次之上，这从一定意义上导致了中国美学缺乏超越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悟”根本没有超越意识，“天人合一”使人被提升到同宇宙本体合一的形而上的本体存在，因而，人在实践中追求理想人格，直接体验到人的本体存在，从而获得一种精神自由和审美境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在的自我超越的过程，也是自反思维的最终完成。这与“思”在人之外设立一个绝对本体，从而主张外在的彼岸超越是根本不同的。
（作者单位：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