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伦理异同的根本在文明源头已经奠定。在以后文明发展的漫长岁月里自觉或不自觉受之作用，追溯文明的最初形态可以发现两者的之间的异同，通过比较两者的不同，关于理解中西伦理的演变和中西伦理的形成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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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明；起源；中西伦理；异同
中西方的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同，使得两个地区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西语专业论文，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而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伦理思想也就因此而不同。
一、形成不同文明起源的环境之比较
（一）中西地理、自然环境比较
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地理环境险恶，山区面积只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而更靠北，是难以逾越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西北是万里黄河，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关于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在过去这片西域地带只有少数以经商为生的商人，有的只是一些肩负政治、军事使命的朝廷官员和逃亡者经过。而就内部而言，由于地域面积辽阔，幅员广大，如遇北方有兵荒马乱、自然灾害，可以往南迁，反之也一样。简言之，外面的自然障壁和内部回旋余地比较大是中华文明地理环境上的两大特点，这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地理环境是不一样的。
而欧洲的情况则大相径庭。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罗马，地处半岛，三面环海，岛屿湖泊多，西班牙语论文，地势平坦，平均海拔最低。宜人的海洋性气候带给西方的是湿润的空气、充沛的雨量，为发展农业、畜牧业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再加上面临大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民族交往频繁，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工商业发达。
再就自然环境而言，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地处北温带，气候干燥，四季分明，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旱涝交替，十年九灾。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里刨食，既要同凶猛的洪水斗志斗勇，又要同无情的干旱抗击，可以说是极大的付出，换取微薄的收入，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几千年来都是这种模式。这种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中华民族勇敢、顽强、吃苦耐劳、适应性强的性格和保守、安于近况、视野不开阔的心理特征。
（二）中西社会环境比较
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标准与之相对应，一旦各地区间的社会进程不同，就会使各地区间的伦理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分为五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大约50万年，相关于中国，西方只有短短的4-5万年；中国奴隶社会较短，持续了16个世纪，而西方的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7世纪至公元5世纪，持续了32个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长，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止于公元18世纪，经过22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而西方只经过了12个世纪。这足以看出中西方的社会形态和社会进程不同，理所当然社会结构也会不同。中国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基础上，以血缘家庭作为纽带的。因此，私有制欠发达。而以家族瓦解为前提的西方奴隶制，私有制很发达。古代的罗马法典正是以法权形式使每个人与社会、集体维持着关系，因此西方世界家庭观念相对淡薄。而从中国历史上看，统一是占主导地位的，而西方则从来没有统一过，始终处于小国林立的一种状态。
从以上二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史是一部在对农业长足发展比较优厚的自然环境下而又相对闭塞的人文地理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创造生存条件，并通过对周边文化的同化和与周边文化反复融合，一直保持农耕文化特质的传统。从性质上看，大抵属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兼融，和而不同，同舟共济的把生存文明。而西方文明史是一部在相对缺乏农业发展条件而又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同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不断杂交，这就形成了一种打着鲜明游牧文化烙印的传统。从性质上看，大抵属于一种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优胜劣败，你死我活的竞争（海洋）文明。
总之，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模式是以“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农耕文明，而西方文明的生存发展模式是以“贸易、掠夺、殖民”为特征的商业文明。农耕文明下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求稳的文化类型。而丰厚的物质生活和以商品经济为主的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西方人享乐、活跃、开放、喜爱冒险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得西方人相对缺少一种吃苦耐劳和相互配合的精神，而是注重享受生活和强调相互间的竞争，注重个性发展和优先满足个人欲望的性格心理。所以中西方伦理思想的不同也就在各自的文明产生了。
二、中西伦理思想的异同性比较
（一）从政治和伦理的关系比较，中国是政治伦理，西方是宗教伦理
“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伦理与宗教结合”，这可以追溯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人民以农业为本、以种田为生。因此，中国农民心思不在空想，宗教思想也欠发达。尽管历代多数统治阶级所关心是玩弄权术、争权夺利，而不是发展生产为民造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扶持各种宗教去宣传鬼神迷信，但关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重生，不重死。而作为知识分子，考查的重点则在社会、人生、人际关系问题上，很少探讨的重点在自然科学上，纵观流传至今的名著中，探讨社会、人生、人际关系、个人修养、谋求权术等的作品俯拾即是，而探讨自然科学的却寥若星辰。正因为中国上到统治阶级下到知识分子、平民百姓都注重探讨社会、人生、政治，这就决定了中国伦理思想是以政治道德为出发点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伦理思想的精华。古人们多数认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当官的首要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教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一论述最恰当的反应了古代伦理与政治关系。
而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关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以后，政教合一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采取的一种政治形式，由教会一统天下，宗教利用伦理来作用社会。当出现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宗教神学出现了。到了十九世纪时，宗教观念成为了西方文化的核心，上帝的存在是人们的普遍信仰，康德、伏尔泰、卢梭、斯宾诺莎等哲学大师们也并不否定神的存在。直到二十世纪，与原来的宗教观念相比，宗教的观念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大多数青年人都不大信教。但宗教作为具有久远历史渊源一种文化，在人们的心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潜在力。可以说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相当于儒学在中国的地位，虽然它的很多具体的理论已被扬弃或者说被遗忘，但它在西方世界的伦理学中却仍然有着巨大影响。 （二）从血缘家族关系比较，中国伦理是以家族作为本位，西方伦理是以个人作为本位的
“中土道德以家族为本位，远西道德以个人为本位”。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典型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家庭为最基本单位，因此也形成了以皇权--官吏--家族--家庭这样的排列顺序，国家的基础是乡，百姓以族而自居，在以家庭生活为人生理想的前提下，人民的家庭观念非常强烈。同时，用严格的伦理关系来确定个人在下至家庭、家族上至社会中的地位。三纲五常，很明显的反应出这种不断强调家族、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几千年来牢牢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个体的个性几乎完全被扼杀。所以，不难看出，当时的人们正是以这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封建伦理关系来认定自己和别人的价值以及所处社会地位。
自古，西方以城邦为国家基础，团体组织是以城邦的形式构成，国家通过城绑来组织居民生产和实施统治，而家庭关系相对松散。从古希腊开始，私有制就相对发达，法学明确规定保护私有制，个人权力神圣不受侵犯。进人中世纪后，由于政教合一，教堂、教区把每个教民组织起来过宗教生活，个人可以通过教会组织同国家建立联系，因此家庭、宗族观念淡薄，也就促使了一个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社会的形成，每个人的权利、价值，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三）从权利与义务关系比较，中国注重道义，西方注重功利
“中土道德主义务平等，远西道德主利权平等”，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导致了中西方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的两种相反的态度。中国传统伦理强调重义轻利。“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去利怀仁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观，提倡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使人正气荡然，使个人人格趋近完善。但是让人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过于重视道德价值也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抽象的道德空谈之中，个性的发展被扼杀，甚至会阻止生产力的发展。
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西方人主张对物质生活的占有，个人利益的实现，显示了强烈的功利价值倾向。个人利益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认为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本性自私的个体为增进社会公利做出了贡献。18世纪英国伦理学家孟德维尔提出私恶（个人追求私利）论，即公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个性也随之被金钱的共性所吞噬，人在物的统治下发生异化，导致了西方社会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等弊端。
综上所述，中西伦理思想源于不同的文明，产生于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完善。尽管两种伦理思想有许多方面的异同，像重德行与重规范，私德与重公德等等。虽然由于文明发源不同，存在着不同的特征，但是并不是完全对立排斥的，所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已经上升为理解中西政治关系的演变和中西方政治格局的形成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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