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西航海的背景异同浅析[西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西语论文 责任编辑:姗姗老师更新时间: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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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15世纪的不同年代中,郑和与西方的航海学家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航海活动,两种航海活动有着深刻的背景异同。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着眼长远,才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发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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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地理大发现;郑和下西洋;背景;比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23-0175-02
  16世纪以前,整个西欧社会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其经济制度而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本身所酝酿的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缓慢发展。而此时期的明王朝延续着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同时,资本主义也有所起色。
  16世纪以前,欧洲早有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人需要外来的商品,西语论文题目,特别是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过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然而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部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到。帝国军队不但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封闭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如果西欧国家的新航路开辟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服务的,西语论文范文,那么中国明王朝不计经济效益的做法就违背了经济规律,对中国新的经济因素未产生直接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由于元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长期的战乱,致使明初的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直接威胁着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统治者就充分利用了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客观条件,提供了“各安其生”的经济政策,开始恢复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经过农民的辛勤开垦,明代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而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手工业有了重大地发展,而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发生在明朝经济发展史上的这一重要的时期里。虽然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但由于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所以人们对海外市场几乎没有一点奢求。“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1]
  由此看来,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地理大发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导致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并且为航行者提供了知识条件和精神准备。虽然郑和出使西洋也是在明朝繁荣的经济背景之下,但由于缺乏对海外市场的贸易欲望,因此明王朝的这几次航行都只是统治者的一种奢侈生活的体现而已,更谈不上殖民与掠夺财富了。
  一、东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
  笔者认为,导致东西方航海结果异同的原因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还应从双方的政治制度上加以探索。
  “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大转变的自发进程中,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对发展的选择起着重要影响。在这里,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专制国家扮演着表面相似而实际不同的角色。”[1]早在公元1179年葡萄牙经过一千多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建立了独立的君主制国家。自此,葡萄牙国内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也都开始有利于扩张主义。西班牙的统一和巩固的进程要比葡萄牙缓慢一些,但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样就可以集中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进行远航探险发现。而西班牙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开辟了大量海外殖民地,成为欧洲的强国。然而统治区域的扩大必定会带来新问题。新统治区域内矛盾冲突便成为统治者的一块“心病”,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一种缓解统治区域内的矛盾,使其尽量不升级,最好是能完全地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而新航路的开辟似乎是统治者最满意的解决方式。
  就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并开始建立起常备军,使其成为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的有力保障之时,中国明朝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极端强化。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而关于明太祖而言,明朝是在元朝末期各种武装起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刚刚建成,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社会与经济也需要恢复和发展,所以明太祖当时主要致力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建设。明成祖统治期间,政治稳定,国力雄厚,武力也十分的强大,库藏也十分的充实,这就为郑和的海外航行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改朝换代后,新皇帝大多要诏告天下,以使海外各邦臣服于新王朝。加之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蒙古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做就更有必要。所以明成祖组织庞大的船队,派遣郑和远航西洋,就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作用,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以满足其建立天朝大国的欲望。总之,明朝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政治较为清明。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开展大规模的外交和外贸活动,从而有郑和下西洋之盛举。这一切,恰恰是明王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外交上的表现。
  由此看来,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西欧国家都因自己地域狭小,无从发展,因此统治者都迫切希望通过航海活动而扩大统治区域,转移国内人民不满的情绪,进而加强自身统治。而同期的中国仍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儒学思想束缚人们,以维护和巩固君主专制。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二、东西方科学文化背景的比较
  “从科学探究的动机来看,就直接目的而言,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弄清航路,拓展有关造船、航海方面的知识;而西方航海家则是为了探究自然奥秘,开辟新航路,验证地圆说。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两者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异同。”[2]地理大发现体现的是个性解放、探究自然和积极冒险,体现的是对知识的实证和逻辑体系的完善,他们以科学来体现人的理性力量,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和与对象的交流。相较之下的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压制了关于外部自然世界的求知欲望,也就不可能产生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航海活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地理大发现的思想和精神因素。文艺复兴运动发起于14—16世纪,它从意大利开始,然后逐渐发展到西欧各国。“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新兴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一种不同于封建传统的文化思想体系来肯定本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活动。”[3]如此一来,他们根据时代和阶级需要,通过发展大学和城市学校的世俗教育,努力构建出新式的文化。同时他们还广泛搜集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著作,更主要地是市民的世俗的新文化的发展。然而新文化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他们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高贵和人的力量。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强调人权反对神权。文艺复兴提倡人性和人们追求现实幸福的权利,肯定人的伟大力量,而新航路开辟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财富,获得幸福,所以文艺复兴是新航路开辟的一大精神动力。
  葡萄牙、西班牙曾经长期受阿拉伯人控制,宗教情绪十分的高涨,因此特别热衷于传播天主教,使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皈依天主教,这也是其开辟新航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在扩张过程中,同葡萄牙人一样,西班牙的讨伐运动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时从海上开展这项活动变成为需要,而开辟新航路便与此不谋而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外在体现,是开辟新航路的另一个精神支柱。另外,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与运用使新航路的开辟具备了客观条件。15世纪,已经能够制造适于大海航行的多桅快速帆船;航船装备了火炮。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入欧洲,这样一来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就不会迷失方向,所以人们深信,一直西行便可以到达东方。
  而同一时期的明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从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传统观念出发,一方面进行创制立法,重建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则标榜儒学,尤其是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官方的这种导向,使程朱理学在明初思想界占据了重要的统治地位。既然“异端思想”没有产生的土壤,因此更谈不上海外贸易的畅想与实践。
  与郑和下西洋相比,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西方船队,无论在时间上、船只数量及吨位、船队人数、船队组织上,以及航海时间上都是无法和前者相提并论的,但是,中国却没有使古代的这些科学文化成就迅速转化为经济技术需要的生产力,在本国并没有发挥其影响。而西方航海学家却趁此机会,开辟了新的商业通道,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最原始的积累。
  三、结论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的开辟有着深刻的背景异同。异同的根源就在于两种航海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航海,后者则建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之上,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财富,进行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另外,东西方国家的国情以及政治制度的异同,使得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些有利于加强自身统治的方法。而双方的文化异同也对双方的活动带来了巨大地作用。
  西欧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导致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开始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而中国明王朝朝贡贸易不计较经济效益,违背了经济规律,耗费浩繁,使国库日渐枯竭。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发展对外关系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有危机意识和开放兼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自强不息的精神,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着眼长远、吸纳推广,才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中发挥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J].历史探讨,1992,(3).
  [2]夏劲.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4):14.
  [3]李丽,张爱华.论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J].北华大学学报,200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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