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西人们实践活动和生活环境的异同性促使中西历史观着异同，本文从社会历史起源论、社会本质观和历史规律感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异同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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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历史起源论 社会本质观 历史规律感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View
DING Shaopeng
（Yangxin No.1 Middle School， Huangshi， Hubei 435200）
Abstract Western people living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promp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this article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social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law of three aspects of a sense of the difference lies.
Key words origin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essence； sense of history law
自觉的历史观都产生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动物界区别开来，从而能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思想的和理论的考察。人类自觉历史观的觉醒，在古代众多主要表现为群体的人的自我觉醒，而在古代西方则表现为个性的人的自我表现。本文在此基础上，略论了中西历史观异同的表现。
1 社会历史起源论
从个性的人出发，古代西方特别是古希腊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具有政治意识的个人的出现。这些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同时有懂得尊敬和正义。为避免彼此伤害，为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就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进行分工，结成社会团体，从；而开始了社会的历史。所以，古希腊人并不注重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圣人的形象，而是较早地发展了社会契约论。普罗泰戈拉认为：道德、法学、政体等都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也不是由神意产生的，而是人为约定的。绝对永恒存在的道德、法学、宗教和政体是不存在的，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从而废除传统的道德和法学，并制定相应的符合自己利益的道德和法学。道德和法学的存在都是相对的，都以人为“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具有政治品质的人根据契约而组成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既是符合人的政治本性的，又是相互契约的产物和结果。
从群体的人出发，古代中国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代表群体意识的圣人或君王的出现。这些圣人具有非凡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他们制定礼义、法学和种种社会规范，划分和确立社会的等级差别和分工，使人们能够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他们是人类社会的缔造者、组织者和统治者，这里所说的圣人或君王，当然不是那些专横跋扈的独裁暴君或糊涂无能的昏君，而是一种理想的人物。古代中国人往往把君王和圣人同称，即是希望君王能具有圣人的美德和智慧，能够真正成为群体意识的代表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君王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作为，而仍然是群体和社会。孔子认为，圣人必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墨子认为，圣人能“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做到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等，能“去喜、去怒、去乐、去悲，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荀子认为：“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可见，要成为一个圣人也真是不容易，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君与群、圣人与国家是互为前提，密不可分的。由于圣人制定了规范。国家才得以建立，社会群体才得以维持。人类社会历史才得以开始；但圣人也因其能群，能制定社会规范，才称其为圣人。这样的圣人避免了“神性”，而具有更多的人性。然而，由于强调社会规范必须由圣人来制定和执行，是由上而下颁布，由下而上服从，是不能通过大家的协商来重立和改变的，也为专制统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2 社会本质观
从个性的人出发，古代西方人特别是古希腊人强调个人的政治禀赋是社会的本质。由于个人的政治禀赋，才使人类结成社会，才使社会得以发展。社会的力量不只在于它对人的制约，而在于它适合于人的本性；人不是社会的消极的附属品，而是社会中万物的尺度。对社会的服从，目的在于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古希腊人注意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爱表现自己，表现自己与众不同，表现自己的天才、权力、财富、勇敢、智慧等等，表现属于自己的一切。力求通过这种表现来证实自己，获得承认，找到快乐。
从群体的人出发，中国古人则强调，君王、礼义等群体的表征，才是社会的本质。由于有了君王和礼义，历史才发展，人才作为人，人从属于社会，人必须顺从和适应他所处的既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只是作为家庭、氏族、国家的一员，才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人。即使是在与万物的关系上，人也是只占着一定的地位，而并非是统治万物的主宰。所以，在中国古代，个性的发展不在于表现自己的特殊性，而在于对共性的理解和顺从的程度。儒家把“至诚”看作是理想人格的实现，是最完善的个性，“至诚如神”。“唯天下之至诚”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而尽人物之性。就是要人们排除自己特殊的意欲和作为，真诚无妄地遵循和实行既定的社会规范。道家喜欢称道“至人”、“神人”的自由和超脱，但其前提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里也没有个人私欲和自由人格存在的余地。
3 历史规律感
从个性的人出发，历史似乎是充满了偶然性，到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想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个人的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结果。但是，个别的意图或目的却很少能完全实现。它陷于无数的个别愿望和目的的冲突之中，陷于盲目的动乱之中，所以古希腊人往往对历史有一种宿命感，经常表现出对命运无常的恐惧，而把秩序、和谐和理想，推向神圣的彼岸。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神是全体、精神、智慧和永恒性，神关于人类所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决定。这种宿命感，也是后来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精神根源之一。但个性意志的冲突在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关于命运无常的抗争。人民力图以勇气来减轻命运的打击，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意愿和理想，要达到彼岸的秩序、和谐与美好。然而既然理想是在彼岸，那么达到理想的路程便是永无止尽的。柏拉图认为，理念作为现象世界的本质是“真实的存在”，它是永恒不变的，因而理想的国家也是真实而永恒不变的。相反，现象世界和我们所感知的一切具体事物则是变动不居的，处于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之中。在希腊人看来，历史乃是人的意志的活动，神只是在当人类活动背离“中节”准则时才干预历史，但却没有导演和安排历史活动中所有环节和一切细节。 从群体的人出发，历史就较为稳定。虽然还是人各有志，但共同的目的、意愿、理想却始终占着统治的地位。中国古人也很注意历史中的变异，但他们并不认为历史像一幅杂乱无章、由偶然事件堆积起来的图画。他们关于历史有一种深深的规律感。孟子说：“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王夫之认为：“时亟变而道皆常，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都是认为历史中有某种稳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古人把这种东西用“一”、“道”、“常”等极为抽象的概念来加以把握和描绘。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注意便可以发现，中国古人所强调的历史中的这种稳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关系和意识。这是在古代中国历史中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的东西。在中国古人看来，它像一条永恒不变的“中道”。贯穿历史的全过程，而历史中的变化和异同则围绕着这条“中道”构成有序的与和谐的整体。偏离“中道”的变化也时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时作为太过分，有时不足。一代代君主兴替，一个个王朝盛衰，治乱离合，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及其基本制度却长期延续。历史中的变化并没有趋向极端，造成整体的破坏，却是趋向“中道”，而造成整体的保持。所以中国古人强调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只是现象和手段，“久”即保持才是本质和目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变化就是围绕着“中道”的上下左右波动过程。
这样，人关于历史变化的影响，就是要纠正任何偏离“中道”的倾向。中国古人认为，现实社会和历史就应该是有序的与和谐的。而现实地保持这种有序与和谐就是理想。所以，不用向遥远的彼岸追求，西语论文网站，不用走极端，人们在现实的人生日用之中就能获得理想和幸福。只要人们时时遵循、讲求既定的社会规范，久而久之，自己的思想行为就会与之相默契、相融合，使之成为自己的德性；这时便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一种人生的满足，而达到与社会豁然贯通、融为一体的理想境界。在这里，没有个性的自我扩张与命运的尖锐矛盾，没有关于天堂的极其烦躁和忧虑；有的只是一种自然的和现实的满足。所以在情感上就排除了非理想的狂热和苦闷，而表现为理性的、清醒的、入世的。中国人也有感慨、忧患，但这不是由自己的幻想造成的，而是关于现实中的矛盾的思考的结果。
中西历史观的异同是极其多样的。上面仅仅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其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历史观各强调了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本来是相反相成的，可以而且应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却分道扬镳，走着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完全相异的结果。在西方，历史观的进程经历了古希腊罗马辉煌的个性觉醒之后，却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宗教和教会的历史观。人们陷于了神话、奇迹和超验论的迷幻。在中国，对历史的清醒的和理性的态度却始终占着统治的地位。中国人所注重的始终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神的历史。但是，当着西方人文主义历史观取代了以“神”为本位的历史观、人们开始要求像探讨自然科学那样来探讨人类历史、从而实现了历史观的近代化的时候，同时期中国先进的思想家们还不得不在传统中艰难地挣扎，他们的工作只是对古代的历史观做了总结。客观的历史现实便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西语专业论文，1998.
[2]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