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和民族问题相联系，教派主义对伊朗国家的挑战似乎更为严重。虽然伊朗各地都有逊尼派穆斯林，但俾路支斯坦和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是逊尼派。他们不仅在宗教信仰上与主流什叶派不同，还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其中库尔德人居住在伊朗西部，与伊拉克、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接壤；俾路支人则居住在伊朗东南的锡斯坦—俾路支省，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接壤。两者都属于跨境民族，不同程度上都有分离主义倾向。伊朗库尔德人自治运动在1979年后曾一度非常活跃。由于近年局势的恶化，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也作用到了伊朗俾路支地区。2003年以来，俾路支地区曾发生多起反政府暴力活动，其主力是自称“真主旅”(Jundollah)的逊尼派恐怖组织。就目前情况看，这一地区暴力活动的组织和宣传方式越来越像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吉哈德组织，对外宣传中频频动用教派主义观点来说明自身的正当性。⑥在这种局势下，伊朗政府一直强调与当地部落和宗教领袖合作的重要性。随着核问题的不断升温，伊朗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伊朗政府宣称俾路支地区的反政府活动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一些逊尼派武装组织首领也承认从美国获得武器。目前紧迫的形势使伊朗不得不在国内逊尼派问题上步步设防，这些防范方法带来的紧张气氛反过来又强化了普通逊尼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也坐实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宗教自由状况不佳的谴责，并进而成为遏制其扩大地区作用的道义借口。 可以说，“伊斯兰团结”是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理想，也是推进其现实政治目标的有力手段。但在过去30年中，伊朗一直在宣传中致力于促进团结，却未能成功地在国内教派区分的隔阂上搭建坚实的桥梁。实际上，由于“伊斯兰团结”这一口号伴随而来的是伊朗作用力的外溢，其固有的政治诉求反而妨碍了目标的达成，有时反而拉大了两派间的距离。 可见，不论是伊斯兰团结还是教派主义带来的问题中，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难分彼此，如伊朗与沙特的紧张关系和互相攻讦，可以说是两者作为什叶派和瓦哈比派在宗教教义方面的根本异同所致，但也是两个地区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伊朗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既是为了配合自己反美的战略目标、争取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也可看作是对穆斯林兄弟正义事业的一种支持。而伊朗国内逊尼派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因素相互纠葛，却更加难以处置。 三、什叶派新月地带与地区政治 “9·11”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却赢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暴力斗争道路逐步被摒弃，什叶派社团走向与其他派别和解并对话的道路。他们借助政治手段，逐步摆脱了此前的弱势地位，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政治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政治上长期受压制的什叶派作用力开始扩大。战争之初，美国的军事存在遭到逊尼派的激烈抵抗。什叶派作为伊拉克国民，同样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长期目标亦怀有戒心，但占领毕竟为一直处于弱势的什叶派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促使什叶派重新自我定位，改变逊尼派主宰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少数派心理，也让什叶派政治反对派重新充满活力，并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事实上，自美国入侵伊拉克至今的十多年里，什叶派已从萨达姆时期人口统计学上的多数派，变成了事实上的多数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重要。 在黎巴嫩这个中东教派最为复杂的国家里，以真主党为代表的什叶派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真主党的宗旨和策略已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一个什叶派政治军事组织向全国性政党过渡，并成为黎巴嫩民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自1992年真主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以来，一直在议会中占据约10％的席位。九十年代中期，真主党成功地在黎巴嫩领导了一场重建地方民主管理的运动。在1998年一人一票的地方选举中，真主党在15％左右的市镇取得绝对优势。2004年真主党控制的市镇增至21％。同时，真主党以“服务于民”为口号，积极从事社会服务。真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在贝鲁特郊区、黎巴嫩南部等政府公共服务缺失的地区，提供垃圾清运、电力和饮水供应的服务。此外，还在政府不愿或无力企及的地方修建学校、医院、公共卫生设施、低收入人群住房，并为小商业者提供贷款和资助。这些服务不仅针对什叶派，而且面向所有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一些低收入的基督徒也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真主党开办的学校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