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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别异同在语言中的显著体现是日语区别于其他语言体系的一大特点。二战后，日语中的性别异同虽然不断缩小，且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但在当代日语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女性用语，也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探讨女性用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在学术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探讨女性用语的高潮，国内外学者也对日语女性用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略论和探讨，并在语音、语法等女性用语独具特点的表达形式等探讨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仅从语言学角度为出发点的探讨，强调语言本身的特点在女性用语的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在突出女性用语自然属性的同时，却似乎淡化了女性用语的社会属性。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变化及发展都是由语言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且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女性用语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生动地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及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属于日语位相语的重要探讨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用语的探讨，还应从社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政治、经济、历史及艺术等社会因素，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其进行考察。本文即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重点略论明治维新以来，女性用语在日本近现代社会的阶段性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明治初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用语的新变化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欧美人权思想的传入和“文明开化”运动使女性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掀起了一股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潮。顺应社会发展，明治政府倡导女性应享有受教学的权利，并开设了“共立女学校”等众多女校。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中主张男女平等，批判封建儒家女子道德思想。严本善治建议夫妻要营建相互平等的家庭联系。接受民权论思想的植木枝盛主张男女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日语毕业论文，认为女性有能力且应该走向社会。 他著名的“女性社会进出主义”将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潮推到了顶峰。同期，《女权》、《家庭杂志》及《青踏》等主张女性解放、扩充女权的杂志也相继创刊。明治初期相对开明的教学制度、启蒙思想和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女性受教学的机会并促进了女性的觉醒，长期处于封建桎梏中的日本女性也开始积极地谋求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在语言表达方面，较当时女性普遍使用的“游里语”而言，部分年轻女性的语言也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新变化，如她们开始使用汉语词汇、外来语、流行语，甚至使用「君」、「僕」这两个男性专用的人称代词等，而这种现象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二、明治中后期军国主义思潮下的女性与女性用语的制度化 明治时代中期，起源于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思潮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了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明治政府制定了“男主女辅、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准则，将传统的儒家女子道德思想灌输给女性，目的在于从思想上控制女性并令其为统治阶层服务。在女性教学方面，政府认为培养日本式的贤妻良母是教学的首要宗旨和最终目标。 1892 年政府颁布《小学修身书》，宣称“女性语言是和女子教学结合在一起的，以天皇为首的家父长制为女性铸造了贤妻良母语—‘女性用语’的模板。”这意味着明治政府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将女性用语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关规范和限制女性语言的主张和书籍。如《女学新誌》、《婦人教学雑誌》等，均宣扬女性语言应高雅、优美、郑重、有礼貌及要多使用假名，不要使用汉语等。 上述社会背景导致方兴未艾的女性解放运动受到压制，女性不得不遵循政策、舆论的规定和宣传，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恭敬、谦卑、优雅的“贤妻良母语”。笔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女性用语的发展暂时处于停滞阶段，明治初期出现的一些语言方面的新变化，如女性使用汉语、外来语及流行语等现象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限制。 三、大正初期“军国的女性”与女性用语的标准化 20 世纪 20 年代初，文部省下令推广使用已制度化的女性用语。众多知名语言学家纷纷从各自的探讨角度出发赞美女性用语并倡导其的使用。新村出认为“女性的言语行为对其子女有着很大的作用，在家庭内形成的语言同时对整个社会语言的净化也起着重要影响。” 因此，他主张女性说话要委婉、柔和、恭敬及富有感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