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野乘山手线，沿内环向西北方向行四站，便到了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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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是东京都的北区，是曾出现在鲁迅笔下的仅有的几个东京地名之一：“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中土古风的车站――日暮里，就在田端的边上。
周作人与胞兄，有着大体差不多的日本经验，他曾作文回忆“与妻及妻弟往尾久川钓鱼，至田端遇雨，日语论文，坐公共马车（囚车似的）回本乡的事，颇感慨系之”。
田端，顾名思义，“田圃之端”。江户时代便有丰岛郡田端村，据《东京府村史》记载，“全村以农为业，营他业者无”。农地分水田、大根田和葱田，谷田川从南边静静流过，高地上是杂木林，郁郁葱葱，林间生息着狐狸等野生动物……直至明治初期，仍是一幅“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图画。
1889年，随着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即今日本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学院）开校，上野周边出现了一些画塾、探讨所和画材店，吸引了一批画家和艺青赁屋下宿，建画室、工作室。
田端最早的“移民”是陶艺家板谷波山和画家小杉放庵。接着，有思想家冈仓天心、雕塑家吉田三郎、小说家直木三十五等跟进。大正3年（1914年），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迁入。三年后，又迎来了诗人室生犀星，室生犀星从东北地方的金泽进京后，曾四处辗转，数度搬家，但始终没离开过田端。
芥川和犀星都是明星范儿十足的作家，他们的选择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于是，又一批作家、艺术家追踪而至：菊池宽、荻原朔太郎、中野重治、小林秀雄、竹久梦二、岩田专太郎，等等，一时蔚为大观。田端文士村――这个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不足一公里的小镇，盛期时有百余名作家、诗人、画家“诗意地栖居”，成为二十世纪初叶东亚社会绝无仅有的人文景观，堪比塞纳左岸的蒙帕纳斯。
昭和2年（1927年）7月23日，帝都猛暑，史所罕见。
入夜，终于降雨，连日的酷暑有所缓解。凌晨一点半，芥川龙之介换上在中国旅行时买的睡衣，准备就寝，在被窝里打开了《圣经》。
清晨，睡在隔壁的妻子感觉有些异样，推门进屋，日语论文题目，大惊失色：丈夫面无血色，呼吸艰难，胸前放着一封遗书。即刻唤来医生，遂告不治――这位35岁的敏感而脆弱的天才仰药自尽。作家留下的遗书表明，除健康原因外（芥川生前患有胃溃疡和重度神经衰弱症，长期失眠），对时代和未来感到某种“恍惚不安”，应该是作家奋而自戕的主要原因。
芥川死后第三天，在九州地方的熊本市，一名24岁的青年在作家的遗像前用剃刀割断了喉咙。两年后，世界大恐慌，日本经济遭重创；四年后，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勃发，大陆战色愈浓；翌年，发生五一五事变，日本一头扎进法西斯化的不归路……从一抹“恍惚不安”，变成眼前活生生的恐怖，仅用了几年时间。
芥川旧居，离今天的田端车站不远，从南口出站徒步只需五分钟。当时的赁屋，在1945年4月的东京大空袭中遭破坏。修复后，芥川后人未能购入，据说院墙和一扇通向厨房的通用门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的原状。芥川在此间寓居三年，写下了《罗生门》等传世名作。
从车站北口出站，旁边就是田端文士村纪念馆――由东京都北区文化振兴财团管理的文学博物馆。通常，每月第三个周六，都会有纪念馆组织的文学散步活动：先参观纪念馆（约一小时），然后是文士村散步，有讲解，带导游。因系公立设施，一律免费，参加者只需提前预约。
如此，两三个小时下来，百年前文豪、巨匠的面影重现眼前；一道道巷子、一间间老铺、一面面看板和暖帘，仿佛是一部近代文学史剧中的舞台和道具，不停上演着兴衰更替、荣辱情仇。
一个秋风瑟索之夜，我从作家麻生晴一郎位于田端附近的仓库式（Loft）宅邸告辞回酒店。烧酒的后劲儿尚未尽褪，头顶上星河灿烂。在东尾久三丁目站，挥别了作家夫妇，乘上都电荒川线的桔黄色电车――东京仅存的市区路面有轨电车。
乘客寥寥，车厢上方有光线柔和的阅读灯，车窗外是都会的万盏霓虹，竞相绽放。车站短且密，停车和启动时，会响起“叮叮”的提示铃声，东京人管这条线路叫“叮叮电车”。当超萌的“叮叮电车”自东向西横切过“下町”，抵达终点站早稻田时，笔者有一种非常穿越的感觉：不足半小时的车程，仿佛穿过了整个江户城，穿过了一部日本近代文学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