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译探讨领域，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探讨翻译问题。两者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纯理论探讨形成了对照。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本代表性着作的考察，来管中窥豹，看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探讨派别的某些特点，同时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探讨略有了解。
关键词：翻译探讨、新发展、代表作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Seen from Thre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990’s
Dan SHEN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approaches,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seem to have been dominating
in recent years: one based on linguistics in the wide sense; the other
marked by a historical-descriptive orientation. While the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are contrastive with each other, they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namely, both being essentially empirical, forming a contras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a somewhat ‘purely’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e present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by way of
reviewing thre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990’s. Through the
present review, we may get a glimpse not onl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major trends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of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theoretical versus the empirical orient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ments, representative books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探讨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探讨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探讨、文学探讨、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影响（参见Gentzler
1993, Neubert & Shreve 1992）。尽管翻译探讨的措施纷呈不一，但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和话语略论）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探讨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探讨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参见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探讨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探讨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着作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m）所着《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尔（Harald 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m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探讨》（1991）；丁达·戈尔莱（Dinda Gorlee）所着《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就这三本书来说，哈廷姆的着作可视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探讨派别的典型着作，基特尔与弗兰克的书则是第二大派别的一部代表作。这两大派别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则是纯理论探讨的代表。通过对这三本书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探讨派别的某些特点，而且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探讨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来，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探讨的论着尚不多见。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际》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详见Shen
1999)。哈廷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语篇处理的理论模式。它包含语境、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这三大部分。在研讨语境时，哈廷姆主要采用了语域理论（the
theory of register），但将符号学和语用学（主要用于意图探讨）也纳入了语域略论，如下图所示（Hatim 1997:22）：
哈廷姆认为“规约性交际”（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ve Transaction）、“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ion）和“符号互动”（Semiotic Interaction）这三种语境成分关于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起决定性的影响。他以该模式为框架，以英语与阿拉伯语之间的翻译为略论对象，对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进行了系统的研讨。就语篇类型来说，哈廷姆区分了说明文和论证文这两大类。就语篇结构而言，哈廷姆主要对段落划分、嵌入主文本中的次文本的影响等展开了讨论。至于语篇组织，英语论文题目，哈廷姆研讨了文本中的主谓递进、句间衔接手段、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等多种因素。该书在围绕作者提出的语篇处理模式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又扩大范围，针对语篇类型与礼貌策略之间的联系、如何对待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文本以及如何翻译非虚构性文本中的反讽性成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 与众多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译学探讨论着相类似，该书以一个理论模式为中心，逐层推进地展开讨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2)
与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该书十分强调情景语境的影响。譬如第11章在研讨语篇中表达情感的语言手段时，注重对权力联系和和意识形态之作用的研讨。(3)
该书研讨的是超过句子这一层次的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并关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交互影响（参见Nord 1991）。(4) 该书还注重对翻译总体策略的研讨。譬如在研讨直接/间接引语时，哈廷姆指出阿拉伯人在写新闻报导时，习惯用间接引语。在将英文新闻报导中的直接引语译入阿语时，译者应采用一种间接的或者“半直接”的形式，这样方能在修辞功能上达到对等。由于以上这些特点，该书较好地揭示了语篇的组合机制和交际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为译学探讨提供了不少新的洞见。正如诺伊贝特和施莱夫所言，语篇语言学模式将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的层次上，而不是句子和词汇的层次上”，因此为译学探讨提供了“比句子语言学更为强有力的略论工具”(Neubert
& Shreve 1992: 24 ) 。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致力于将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应用于翻译探讨，而且注重通过翻译探讨来检验和丰富这两个语言学派。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仅仅将语言学模式当作工具的译学探讨。该书证明“在进行对比略论时，若不以话语为基础就无法达到完整。同样，缺乏对比基础的话语略论也难以达到完整。翻译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最为适用的探讨框架。”(Hatim
1997: xiii)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探讨大潮的作用，翻译的历史文化探讨日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与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译学探讨形成对照，采用历史描写主义措施的译学探讨一般仅关注文学文本。基特尔与弗兰克主编的《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探讨》是这一新的译学探讨潮流的代表。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均为德国戈廷根文学翻译探讨中心的学者。该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三篇论文，集中研讨在18世纪的德国，通过法语这一中介将英文著作间接译入德语的翻译实践。第一篇论文根据法国语言文化对译文作用之大小和德国译者关于法国的不同态度，将间接翻译英国小说的译者分为四类，并对造成他们之间异同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讨，以此揭示出18世纪德国翻译文化的复杂性。第二篇论文通过实例论证指出：虽然以法语为中介的文学翻译在1770年左右就已销声匿迹，英语论文，但在非虚构性文本之范畴，这种间接翻译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该文对造成这两者不同步的各种历史文化原因进行了略论探讨。第三篇论文专门研讨了以法语为中介的本雅明·福兰克林自传的德译。该文略论了福兰克林自传的不同译本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及其蕴含意义，并挖掘了造成这些不同特点的意识形态、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动态因素。
第二部分研讨的是美－德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异同和译者的不同译法。该部分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集中略论T·S·艾略特的《荒原》在不同时代的法文和德文译本。该文旨在建构一个由数种参数组成的模式，用于描写原文中的文化指涉（cultural
references）和译者在译文中对这些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六种参数：1. 文化指涉的明晰度（从最为微妙的文化内涵到明确无疑的文化上的陈词滥调）；2.
范围 (或者特属于某个地区、某个阶级，或者属于某个国家，或者具有文化普遍性)；3. 性质（宗教、文学、艺术、体育、生活方式等等）；4. 历史维度（文化指涉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5.
语篇类型；6. 一体性或者融合性（在何种程度上文化指涉与著作融为了一体）。这六种参数为略论不同译者对《荒原》中文化指涉的不同译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但该文指出，对其它著作的译文或者其它文学/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进行探讨时，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参数或者删减既定参数。此外，在一个情景语境中显得十分重要的参数，在另一个情景语境中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同样，由于文化之间的异同，在源文化中最为平淡无奇的文化指涉有可能会在译入文化中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该部分第二篇论文集中略论德国译者在翻译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时，关于物质文化词语的不同译法。该文认为，这种略论可以达到三个“特殊的”（distinctive）目的。其一，就同一原文而言，可以发现不同译文之间的相互联系；其二，可以揭示出译者关于原著作、原作者和翻译艺术的看法。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目的为文学翻译探讨所共有，而不是文化词语译法探讨所特有的。只有第三个目的方真正具有特殊性，即揭示同一文本的先后译者关于原文中社会与自然背景的不同熟悉程度。该文十分注重研讨译者由于不熟悉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而偏离原文的各种现象。第三篇论文将探讨焦点对准政治文化，研讨了德国译者在政治审查制度的作用下，对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所进行的各种更改。该文证明在这一方面进行跨文化探讨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为“通过译文与原文的比较，我们可以比仅仅探讨原文更为准确地估量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后果”（Hulpke
1991: 74）。第四篇论文研讨德国译者在翻译马克·吐温的《田纳西州的新闻业》时，关于美式幽默的处理方式。鉴于德国和美国在关于幽默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异同，译者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了各种改动，并增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成分，以求在德国读者中产生类似的幽默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该部分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注重对描写模式的建构或对普遍规律的挖掘。作者只是将具体文本当成说明描写模式或者具有普遍意义之问题的实例。
第三部分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研讨戏剧翻译中，人物名字和头衔的译法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含义。该文采用历史描写的措施，对三个世纪以来法语－波兰语和波兰语－德语/英语的戏剧翻译进行了系统探讨。就人物名字而言，主要有以下五种译法：1.
照搬不译；2. 根据译入文化的拼写和发音规则来同化原名；3. 用译入语的对应名字来替代原名；4. 仅翻译原名的意思(语义翻译)；5. 仅传递原名所用的某种艺术手段（以反映出人物某些方面的特征）。至于人物头衔，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
省略；2. 添加；3. 照搬；4. 更改；5. 语义翻译；6. 替代。如该文所示，人物名字和头衔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示因素，在翻译中常常会导致两种历史语境、两种社会文化规约之间的冲突，面临这些冲突的译者不得不采取各种对策来进行处理。该部分后两篇论文均围绕可译性这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该书采用的历史描写主义的正轨。（详见Shen
1995）
总的来说，该书展示了译学探讨中历史描写措施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它揭示了译者在特定情景语境下的种种不同译法，挖掘出各种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此外，还在实际略论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指导性的翻译程序、翻译方式、翻译准则以及探讨参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仅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揣测性的回答，不少结论也带有推测性。这反映出历史描写措施难以克服的一种局限性：今天的翻译探讨者在研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时，难免会遇上缺乏确切“事实”或第一手资料的障碍，故只能根据已知情况作出种种推测性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往往不乏洞见和启迪意义。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