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略论我们可以看出，语文学探讨和解构主义探讨都是非理性的。由于“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缺少理性的支撑……所以它们不能成为翻译学建构的基础。而结构主义虽然是理性的且有语言学作为其基础，但由于它是封闭的，“把许多与翻译相关的要素，如主体要素，语境要素等排除在外，使得它的实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作用”，(3)因此它也不能成为翻译学的基础框架。基于这一近况，寻找既可避免语言决定论的极端，又可克服主体过分张扬的极端的一种新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观念才是翻译学建立中所需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具有重建性质的、回归语言学本体的，即“建构的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二)“建构的翻译学”是一个全新的翻译探讨知识体系 建构的翻译学是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探讨范式与解构主义翻译学探讨范式的批评与反思基础上的一种理性建构的翻译探讨新模式。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论，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1.哲学的实践转向对翻译探讨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哲学界涌现了许多新潮，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语言间题的关注，并把语言看成是人存在的形式，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但我们认为，对人的存在的最本质思考只停留在语言间题上是显然不性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实践，他在《对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对于实践哲学的思想，从而掀起了一次哲学界中新的转向，即从包括意识哲学在内的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向。 哲学的实践转向不仅帮助了我们走出了原文与译文文本的对立联系，而且走出了观念性文本，开始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从人类社会实际的度角来观察翻译活动，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形式，是一种文化间的互动性活动。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去寻找不同文化间交往的普遍性规律以及研讨合理的交往模式。翻译观的改变会带动语言观的改变。实践哲学反对把语言神秘化的语言本体论倾向，而是把语言关注点放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即言语间题上。而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恰恰也是实际使用的语言，即言语。我们只有探讨交往过程中为达到相互理解而必须遵循的言语规则，才能正确地解释文本中的语言同题。这种语言观的改变就使原来的语义—句法模翻译模式改变成语义—语用模式。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