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在西方翻译探讨领域，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探讨翻译问题。两者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纯理论探讨形成了对照。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本代表性作品的考察，来管中窥豹，看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探讨派别的某些特点，同时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探讨略有了解。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Seen from Thre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990’s Dan SHEN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approaches,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seem to have been dominating in recent years: one based on linguistics in the wide sense; the other marked by a historical-descriptive orientation. While the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are contrastive with each other, they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namely, both being essentially empirical, forming a contras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a somewhat ‘purely’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e present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by way of reviewing thre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990’s. Through the present review, we may get a glimpse not onl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major trends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of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theoretical versus the empirical orientation.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英语论文网站，西方翻译探讨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探讨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探讨、文学探讨、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影响（参见Gentzler 1993, Neubert & Shreve 1992）。尽管翻译探讨的措施纷呈不一，但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和话语略论）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探讨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探讨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参见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探讨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探讨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作品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尔（Harald 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m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探讨》（1991）；丁达•戈尔莱（Dinda Gorlee）所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就这三本书来说，哈廷姆的作品可视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探讨派别的典型作品，基特尔与弗兰克的书则是第二大派别的一部代表作。这两大派别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则是纯理论探讨的代表。通过对这三本书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探讨派别的某些特点，而且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探讨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来，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探讨的论著尚不多见。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际》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详见Shen 1999)。哈廷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语篇处理的理论模式。它包含语境、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这三大部分。在研讨语境时，哈廷姆主要采用了语域理论（the theory of register），但将符号学和语用学（主要用于意图探讨）也纳入了语域略论，如下图所示（Hatim 1997:22）： 哈廷姆认为“规约性交际”（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ve Transaction）、“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ion）和“符号互动”（Semiotic Interaction）这三种语境成分关于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起决定性的影响。他以该模式为框架，以英语与阿拉伯语之间的翻译为略论对象，对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进行了系统的研讨。就语篇类型来说，哈廷姆区分了说明文和论证文这两大类。就语篇结构而言，哈廷姆主要对段落划分、嵌入主文本中的次文本的影响等展开了讨论。至于语篇组织，哈廷姆研讨了文本中的主谓递进、句间衔接手段、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等多种因素。该书在围绕作者提出的语篇处理模式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又扩大范围，针对语篇类型与礼貌策略之间的联系、如何对待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文本以及如何翻译非虚构性文本中的反讽性成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 与众多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译学探讨论著相类似，该书以一个理论模式为中心，逐层推进地展开讨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2) 与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该书十分强调情景语境的影响。譬如第11章在研讨语篇中表达情感的语言手段时，注重对权力联系和和意识形态之作用的研讨。(3) 该书研讨的是超过句子这一层次的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并关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交互影响（参见Nord 1991）。(4) 该书还注重对翻译总体策略的研讨。譬如在研讨直接/间接引语时，哈廷姆指出阿拉伯人在写新闻报导时，习惯用间接引语。在将英文新闻报导中的直接引语译入阿语时，译者应采用一种间接的或者“半直接”的形式，这样方能在修辞功能上达到对等。由于以上这些特点，该书较好地揭示了语篇的组合机制和交际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为译学探讨提供了不少新的洞见。正如诺伊贝特和施莱夫所言，语篇语言学模式将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的层次上，而不是句子和词汇的层次上”，因此为译学探讨提供了“比句子语言学更为强有力的略论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致力于将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应用于翻译探讨，而且注重通过翻译探讨来检验和丰富这两个语言学派。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仅仅将语言学模式当作工具的译学探讨。该书证明“在进行对比略论时，若不以话语为基础就无法达到完整。同样，缺乏对比基础的话语略论也难以达到完整。翻译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最为适用的探讨框架。”(Hatim 1997: xiii)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探讨大潮的作用，翻译的历史文化探讨日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与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译学探讨形成对照，采用历史描写主义措施的译学探讨一般仅关注文学文本。基特尔与弗兰克主编的《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探讨》是这一新的译学探讨潮流的代表。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均为德国戈廷根文学翻译探讨中心的学者。该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三篇论文，集中研讨在18世纪的德国，英语毕业论文，通过法语这一中介将英文著作间接译入德语的翻译实践。第一篇论文根据法国语言文化对译文作用之大小和德国译者关于法国的不同态度，将间接翻译英国小说的译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