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探讨--以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要】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内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及其重要的中介和先锋影响，他们一方面应用现代经济理论略论中国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一方面敏锐把握国际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脉搏，勇于理论创新，有的留学生在某些经济学学术领域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成就。本文以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主要视角分清朝末年（1911年以前）、民国初年（1912-1926）、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和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1938-1949）四个历史时期考察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探讨的状况、特点及其主要成就。
【关键词】近代 留学生 博士论文 学术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影响，一些学者还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他们的经济学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迄今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留学期间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的系统、深入探讨，对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取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一项探讨民国时期留学生留学期间经济学学术思想的成果问世。本文试图以近代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为主要视角管窥近代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学术成就。
一、民国以前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探讨
由于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及路途遥远和交通条件的限制，19世纪以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助理、随从或翻译陪同洋传教士前往欧洲办理教务的中国教徒，他们通常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较短，完成任务后立即随同洋教士返回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教徒被洋教士遴选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对象，被派往欧洲进入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完成学业、取得神职后返回中国”。
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是广东香山人郑玛诺（1633-1673） 。他于1645年作为中国神职人员培养对象随法国神甫陆德（Rhoodes Alexandrede 1593-1660）赴罗马深造，进入耶稣会办的圣安德勒学院修读。1653年转入罗马公学学习，研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等课程。毕业后留居罗马，教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文学。3年后辗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1668年返回澳门。1673年应诏赴北京朝廷供职，入京不久即病逝。
17世纪时中华文明包括经济和经济思想文明都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所以郑玛诺留学欧洲主要是学习欧洲宗教文化，是为基督教传教事业服务的，这一时期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看中国都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动机和动力，因此郑玛诺既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更没有传播西方经济思想。
18世纪以后，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逐渐增多。迄今为止，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接触过西方经济学者和经济思想的中国留学生是高类思和杨德望。
1751年7月，高类思和杨德望在73岁高龄的法国传教士卜日生（Baborier,Jean 1678-1752）带领下前往欧洲深造。次年到底法国，进入设在拉弗莱什的教会学校学习法文、逻辑和神学。1759年转到巴黎，英语论文范文，进入耶稣会的初修学校，1762年神学院，第二年毕业，被祝圣为司铎。1764年6月，在仰慕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主管远东航务的国务大臣贝尔旦的引荐下，高类思和杨德望前往巴黎、里昂等地的兵工厂、造纸厂参观考察，期间还会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时任利摩日地方行政长官的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当杜尔哥得知高、杨正在巴黎即将返回中国的消息后，立即与他们取得关系，向他们提出了52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们回国后搜集资料，设法给予回答。这些问题大体分为4类：
第一类涉及“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含30个问题。主要询问有关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地产者，大工业公司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联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种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年收入之间的联系；稻米和小麦所占耕地面积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收制度；粮食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食的年平均价格等。第二类是对于各种制造工艺的问题，共15个。其中又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第三类是对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共4个。主要是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第四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共3个。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型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差异；三是习惯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习惯问题。
为了使他们了解问题的意义和要求，他在问题的前面写了一篇略论性的引言。1769年杜尔哥将该文投稿于《公民日志》，分期登载于1969年10号、12号和1770年4号，在1770年2、4月发行，该文就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名著《对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对于此事，杜尔哥在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说：“我已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对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略论。” 该书的英译本序言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阁曾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因此他写了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
贝尔旦也给高、杨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英语论文，详述希望二人回国后向他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公法”，实际涉及历史、政治和宗教的一些问题；第二类是“私法”，其实是询问中国的法学关于个人与社会两者联系的处理准则；第三类是一些对于技术和工艺的具体问题，如服饰、房屋、日用器物等。
1765年初，高、杨二人离开法国，1766年2月到达北京。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出洋的政策使他们不敢公开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否则就可能被处以极刑，他们的平民身份使他们无法踏进达官贵人的门槛。这种尴尬的处境给高、杨回答杜尔哥和贝尔旦的问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竭尽全力，每年各贝尔旦寄去信件和大量物品，还提供了煤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情况等资料。此外，高、杨联名撰写了《论古代中国》，高类思与法国传教士韩国英(Cibot Picrre-Martial，1727-1780)合写了题为《埃及人和中国人探讨》的论文。
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位在法国教会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当时法国“中国热”的特殊机缘下结识了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尔哥，并从杜那里学习到经济学，这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端。从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演变的趋势看，中国经济思想从17世纪开始已进入下行的轨道，一直到19世纪中叶，经济思想主要是对传统的反刍而少有创新，而这一时期的西欧已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向高级形态演化，与此相适应，西方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开始产生、发展，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先后崛起。与西方经济学相比，18世纪中国的经济思想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开始变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课题。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西经济思想发展地位的这一历史性逆转并没有意识到，加之高类思和杨德望他们的兴趣所在也并非经济学，所以不仅他们自身没有在杜尔哥的作用下开始经济学的探讨，而且他们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