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时，人们往往将他们所说的话语和他们的社会、文化、联系等身份关系起来，身份制约着言语，言语又直接作用着身份的认同［4］92。但在现实交往中，还应考虑另一种身份，即交际身份。“当一个词被说出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拥有某种交际身份。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编码，有各自不同的行为原则。”也就是说，日常言语交际涉及的往往不是两个人，而是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交际模式必须从两人“见面”扩展到多人形成的“社会情景”。由此可见，交际空间内不仅仅体现出说话者和直接受话者的联系，而且还存在说话者和间接受话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和旁听者及偷听者的联系。处在这种交际身份结构中的人不会被动地受制于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会主动地利用这一结构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5］180。交际结构图如图1: 以上结构和理论我们可解读为: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维护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可能会构建出偏离原来身份的身份。处在这一交际结构中的所有听话人也会跟说话人一样来操纵这一结构调节人际联系，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争夺话语权，传播或公布说话人的言行，使得说话人的言行公之于众，在某种情形下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社会作用。由于“认同问题联系到个人或集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确定自身身份的框架与尺度。”［6］17处在交际结构中的说话者应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使用得体的、合乎身份的语言，避免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作用从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在交际中，语言的选择是个人身份、社会身份以及文化身份中最重要的要素，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在一定目标的驱动下，阐述着自己的主观感情、动因、需求，向他人传达自己的价值观、态度与意向。然而，在交谈中也应注意到身份和口语之间相互制约的联系，考量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对方的社会身份，应用适当的交谈方式，选择得体的语言，以获得对方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同。这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重要。它不仅会作用个人，还会作用集体的形象，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下面摘自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中江青和维特克的一段对话: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 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维特克:“不写。这和革命没有联系。”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 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