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作出了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指出在跨文化建设方面，既要满足我国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又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决定把进一步完善以民族文化为主、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为目标之一，更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重大方法的内容之一，提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作用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的主动权，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切实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1]。同时，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跨国（地区）经营成为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突破文化异同，加强跨文化管理及其团队建设，以实现知识及其管理的顺利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它的本质特征要求人们从应变（应对它带来的变化）转为策变（主动策划促进它的到来），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形成世界性的分散—合作的策变模式 [2]；国际政治文化则促使中国进入跨文化的“公共外交”时代，公众成为跨文化外交的主体，只有把跨文化交流作为基本功，才能做到留意文化异同、减少文化误解、增加文化理解[3]。所有这些都使今天的翻译和双语编辑不得不面对跨文化交流上的诸多复杂问题。语言交流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基本形式，它使翻译和双语编辑成为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建设的基础，必然要在尊重文化异同、保持文化异同、维护文化多样性、交融创造新文化的跨文化建设中担当重要的时代责任。笔者认为，要担当起种种时代重任，亟需优化翻译和双语编辑的主体影响，充分开发他们的翻译力和编辑力。而转变编—译观念、构建科学全面的、全新范式的编辑观，真正从整体上把握和处理好多层次、多维度的编辑和翻译的联系，以取得编辑系统的整体效应，则是主体影响发挥的前提[4]。
目前实际呈现的编译观是一种什么形态呢？照理说，编译就是编辑和翻译（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参见参订本1999:75），“编译观”乃是编辑和翻译相互联系的认知和理念，应该是编辑界和翻译界在相互影响的实践中，共同加以概括和达成的共识，但呈现的实际形态却是两界割裂、翻译界独占的所谓“编译观”，编辑界只是具有对于编辑工作中认知与处置翻译联系的零散的、模糊的一些见解。本文所谓实然态的编译观，正是指作为翻译界共识、被翻译界延用的那种编译定义和观念：即把编译认定为翻译的一种形式和措施（参见《中国翻译辞典》跨文化交际论文1995:45），专指译者如何处理原作的一种翻译方式措施，它有别于全译和摘译等方式，是把编辑的部分功能吸纳到翻译行为之中，英语毕业论文，从读者的特殊诉求出发，摄取原作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进行编辑加工，然后开展翻译活动。采用这种翻译方式，固然需要忠实地再现原作的中心内容和要点，但并非像全译那样只字不漏地翻译全文。当然它也必须做到保持原作内容的相对完整性，而不能像摘译那样只依一定需要摘取部分有关内容进行翻译[5]。翻译界应用这种编译观念和方式措施处理原作，的确较能适用于翻译的各种领域、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原作；关于读者来说，经编译后的著作往往较为简洁、较有时效性和针对性。但是，如果在实际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中不转变编译观而不加思索地接受这种译界编译观、默认这种编译观来指导跨文化建设和双语编辑活动，那么，它关于编辑和翻译主体性的实现、编辑力和翻译力的解放、对编译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环境的认知和处置，对编译系统的运行过程优化、对编译质量的保证……都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和伤害。这些也正是笔者主张编译观亟需转变的根本理由所在。就编辑界而言，当前还说不上有本界成型的编译观，但已经亮出了不少有别于译界编辑观的、基于实践去处理编辑和翻译联系的实用意见：有的认为处理好编辑和翻译的联系是现代编辑的基本要求。为了主动搭建跨文化交流的语言桥梁，作为编辑总会要求译者提供好的译稿-原作有学术性、译者有相应的学术修养、文化了解和“写世界的能力”[6]。有些编辑人员指出，在编译行为中，编辑和翻译总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难解难分的，但交叉融合的形式和程度会有各种差别。译界认定的编译交叉形式，是以翻译行为为主而交叉融入一些编辑功能，以便根据主题思想对外文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而不必逐字逐句地忠实于原文；而编辑体验到的编译交叉融合，英语论文范文，则是翻译行为之外融入的编辑，是由编辑主导去对照外文、审读译文的精确和语言，以确保译品的质量，而不是再做原始的翻译工作。在编辑视野中，在翻译行为之外又影响于翻译的“编”和融入翻译活动的“编”，是有所不同的，因而是不能被旧有编译观涵盖的[7]。笔者和一些编辑还认为，编辑和翻译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是双向的、可逆的，不能光看到翻译对编辑的要求和制约，同样要看到编辑对翻译的要求和制约。以笔者所在的《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为例，在组稿阶段就邀请国外院校等人士共同参与组织并选择对中国读者来说非常感兴趣的主题文章，然后编辑部再进行编、审、校、译等许多方面的工作，最终汇集成专辑，做好它往往需要经历一到两年的漫长过程，才能确保译品的质量。由于《国际城市规划》杂志所刊登的文章理论性较强，译者在翻译时难免出现不忠于原文的“诠释”、“硬译”痕迹明显、用词不当或一词多译、正文与注释不匹配等问题，更要求编辑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语言的把握能力，对译者交来的初稿进行精雕细琢、倾力打造，并对照原文修改其不合理之处[8-10]。从以上编辑对翻译的重大影响可以看出，成功的译品不仅是译者的劳动成果，也是编辑辛勤耕耘的结果[11]。编辑作为委托人通常要参与译品成功的全过程：他们常常是译品的第一读者，在译品出版过程中充当译者的“同谋”，在代表出版机构对译品进行审查及审读时，他们又是以“质疑者”的角色，充分展现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去和译者进行经常的、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以明确编辑出版译品的目的、对译品的选择理由和对译者的独特要求[12-13]。总之，笔者和许多编辑同行一样，认为编辑视野的编-译联系，有诸多不同于翻译界认定的编-译联系的内容。我们应当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编-译的双向互动影响，让编者和译者形成“朋友”联系，在“磨合”中形成良性的互动，努力做到在学术知识上互助互补、共同提高。同时也要清晰意识到编者具有的独立的主体性。实践证明，旧有的译界视野的编辑观实际上起着阻碍编辑力的解放和发挥的消极影响，而一旦编辑的编译主体性受到来自翻译活动及其发起人意志的极端抑制或扼杀，编辑话语权得不到落实，译作质量必将受到严重作用。当然，为了能够正常履行编辑职责、行使好自己的话语权，编者自身也要具备相应的素质和能力[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