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随着英语作为一种“lingua franca”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国内交流，各种区域性变体不断涌现，对于英语的新名词由此产生，例如：World Englishes/Global English （世界英语），New Englishes （新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es （国际英语） 。（高超 2017）著名印度旅美语言学家Braj B.Kachru将世界英语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外圈与扩展圈。内圈包括把英语作为母语的英国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新大陆英语国家；外圈包括印度、新加坡、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群岛等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双语、多语使用的国家；扩展圈国家例如中国，其英语作为外语使用，不具备官方地位。（徐晓晴 2017）在中国，从19世纪初到现在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大量涌现。（潘章仙 2017）一种打上了中国文化烙印的中国英语逐渐受到国内外语言学者的关注。
然而在国内二十多年的探讨历程中，中国英语的界定始终不甚清晰、严谨，使得许多对中国英语持支持或反对意见的学者往往不是从一个定义出发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进行争论，英语论文，给中国英语的探讨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本文从国内中国英语的已有定义和特征描述出发，略论了中国英语界定的混乱之处，总结出对中国英语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界定，阐述了对这两种界定所持的态度，并为英语教学和语言规划提出一些建议。
2. 中国英语界定的混乱
2.1 中国英语的定义
综观探讨中国英语的文章，英语论文网站， 大多认为葛传槼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概念。葛老在指出Chinese English 和China English 的区别时认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如Four Books（四书） 、eight-legged essay （八股文） 、xiucai （秀才）和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 等。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是Chinese English 或Chinglish ， 而是China English 。”（葛传槼 1980 转引自杜瑞清，姜亚军 2017）可见，葛老虽未明确给出中国英语的定义，但中国英语最初是由于中国文化在英语中的对应空缺而提出的，其界定应为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与受母语干扰和作用而形成的中式英语（Chinglish）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汪榕培（1991）最早明确把中国英语定义成“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1993）对汪榕培的定义做出一些修正，将中国英语可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作用，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
汪、李的定义没有指明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本质区别，因为中式英语（Chinglish）是“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作用”形成的一种“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李文中 1993），是中介语在初级阶段的表现，学习者会犯一些显性错误，而上述定义的中国英语只不过是中介语在高级阶段的表现，虽然没有显性错误，但句式和语篇仍有汉语思维的痕迹。同时李文中的定义前后矛盾，前半部分“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作用，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把中国英语界定为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不是受母语干扰和作用的中式英语（Chinglish），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句式和语篇”则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介语的高级阶段，和中式英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受母语干扰和作用何来“中国特色”？
贾冠杰等（1997）把中国英语定义为“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此定义将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和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两种界定杂糅在一起。
上述对中国英语的定义具有里程碑意义，被中国英语探讨者引用得也最多，然而定义中存在的不清晰、不一致却是不容忽视的。
2.2 中国英语的特征描述
中国英语探讨者主要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英语的特征。
中国英语音位层面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如重音、音渡（juncture） 、弱化、同化、连读等。这些方面的“中国特色”根深蒂固，难以根除。（杜瑞清，姜亚军 2017）在词汇层面，由于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需要，通过音译、译借、语义再生等手段创造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或短语，例如jiaozi（饺子）、mahjong（麻将）、open-door policy（对外开放）、iron rice bowl（铁饭碗）、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等。在语法层面，中国英语倾向于将修饰成分前置，句子一般比较短，句法结构比较简单。（郑晶 2017）在语篇层面，“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 英语段落是线性结构， 即从主题入手展开叙述或讨论。汉语语篇模式属于典型的东方‘螺旋式’”，受此作用，中国英语的“语篇结构注重铺垫、烘托、含蓄、委婉。”（孙太群 2017）
从以上特征描述不难看出，中国英语音位、句法和语篇层面虽不像中式英语那样包含显性的错误，但仍是汉语和中式思维作用的产物。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而词汇层面则将中国英语界定为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词汇，与中介语有本质的区别，这和葛传槼提出中国英语的初衷是一致的。
通过对定义和特征描述的略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英语界定方面存在的混乱主要是将中国英语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混淆在一起。广义的中国英语是中国英语学习和使用者中介语的高级阶段，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不像中式英语那样存在显性的错误，不作用交际，但仍有汉语和中式思维的痕迹，即“中国特色”。这种广义的中国英语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种使用型变体。而狭义的中国英语则是表达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