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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综述 两千多年来，翻译学者主要从文字的层面上探讨语言的转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语言学方向在翻译探讨领域不再占主导地位。这时的翻译探讨者认为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之间单纯的转换，也受到了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作用。“译者身处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深受文化、文学等多重因素的作用，这些作用都将体现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1] “文化转向”为契机，欧洲翻译探讨学者脱离“语言学层面的翻译探讨”，探究翻译探讨的新模式。翻译探讨者们把“文学外的因素”与“翻译以及其在文学系统内的功能”关系起来探讨，更强调外在的因素，比如时代特征、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读者的要求等，强调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及其对译入语社会产生的影响。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了作用翻译的三个要素。本文旨在阐述这三个概念的要义。 作用翻译的三要素 勒菲弗尔认为作用源文本的目的文本产生（且不论这一过程是翻译还是改写）的有三个要素，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 1. 译者决定所译文本的诗学 诗学决定了文学的定义。一方面，诗学规定了文学创作的措施、体裁、主题、典型情节、人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诗学决定了文学在社会体系里的影响。后者与文学体系之外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作用。 译者不仅仅传达原文的意思，而且也根据本国文化传统、社会潮流和诗学标准来改写原文，取悦译入语读者。 勒菲弗尔认为主流诗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a）文学措施：文学措施指文学创作的方式，例如文学体裁的选择，文学符号的应用，主题的表现以及典型语境的安排。 （b）文学的功能：是指文学在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中所起的影响。 诗学是衡量文学著作的标准。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些文学著作由于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在出版后很快能成为经典；另外一些著作却由于不符合主流诗学的标准而默默无闻，但在主流诗学发生变化后，也能够成为经典。 例如，不同译者根据不同的诗学理念，对古诗词进行重写。有的译者将其译成韵文，以保留古诗之韵律和意境；而有的译者将其译为自由诗，以附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且看《天净沙秋思》头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翻译： A 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t. 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 （意象派） B O’ve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wine fly evening cra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2] 现在看来，也许意象派还比较式微，但是庞德时代它还是有巨大作用的，也许未来某一天，当汉语、古诗的作用足够大了，这种诗歌语言能够征服英语读者的时候，韵文反而成为弱势的潮流了。 2.意识形态、地位和经济因素作用赞助人 文学系统内主要有三种形式的赞助人—翻译家本人，批评家以及教师。文学系统以外的赞助人似乎更有力量操控文学翻译，他们包括能够推动或操控文学的发行和翻译的有实力的人或组织”。 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包括：某个时代中有着巨大作用力的个人（如1945年苏联的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希特勒等）；组织机构（出版社、政治党派或者文学流派）；学术机构（大学、探讨所）等。 勒菲弗尔认为赞助者受到三个因素的作用： （a）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规范的格架，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和信仰，决定了文本的主题和表现形式。 （b） 经济因素：这是有关作者和重写者报酬的问题。包括学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稿酬、报酬等。 （c） 地位因素：作为对赞助者或文学出版社所给与的经济报酬的回报，受益人通常要满足赞助者的某些愿望。 倘若这三种因素都由同一个人或集团提供，比如集权统治者，那么就称为集中（undifferentiated）的赞助人。 3. 诗学与意识形态决定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每当语言学层面的原则与主流诗学发生冲突时，往往主流诗学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占上风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是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文学与翻译的基础。而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在寻死前，想再与罗密欧相会。她在阳台外挂了条软梯，让罗密欧攀上她的闺房。对着软梯，她有感而发：“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 a maid, died maiden-widowed”.（此处“you”指软梯）[3]朱生豪先生译为：“他要借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但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to my bed”就是“爬上我的床”。可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都比较保守，一个年轻女性不可能直接说要心上人“上我的床”。因此朱生豪对原文的表达做了重写，用“相思”加以取代。这里，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超越了语言的力量。 又如，2017年1月19日，汉城市政府宣布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市政府认为，中国人将Moscow称为莫斯科、将New York称为纽约，主要是用音译的措施，来标记这些地名。然而Seoul的发音却与 “汉城”相差甚远，这给人们识记地名带来混乱。 其实这只是一个很牵强的说法。凡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韩国的首都是汉城。问题在于学英文的时候，由于读音异同，人们很难把Seoul与汉城关系起来，但这不过是中国人自己的麻烦。韩国政府将汉城改名为首尔，其实是民族主义心理作祟。 多年来，韩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减少汉语对韩语文化产生的作用。2017年12月21日，韩国政府决定将上千项官方公文中的汉字表达方式都改为韩文。韩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体现了韩国文化实力的提高，韩国国力的增强与中韩联系的微妙变化。改写Seoul中文名称的赞助人是整个国家，目的是强化民族意识，排斥中国的作用。 结论 翻译探讨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探讨打破了文本界限，扩展到对两种语言文本对所在社会文学文化传统极其作用的探讨。因此，勒菲弗尔提出翻译的三要素：诗学观、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通常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占主要地位，而主流诗学则排在第三位。 参考文献 1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Z].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162. 2许渊冲. 唐诗宋词一百首[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企业，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企业，1991:87. 3陈奇敏. 论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J].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语毕业论文，第23卷第6期，英语论文范文，2017: 1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