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中对跨文化交际文化背景知识的理解
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学、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与习惯”。俄语论文此定义清楚地表明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其广泛的概念,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和指导着人们的行为。由于人们所处的不同生态地域、社会制度,从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信仰、道德标准以及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下,创立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文化上的异同,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时,甚至引起误解。由此,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成为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语言媒介来实现,而翻译正是语言这一媒介实现其交流的途径。
苏联翻译理论家ШвейцерА.Д.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单向双相的语际和文化际交际过程。在此过程中,在对原语进行针对性略论的基础上,创造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介质中代替原话语的次生话语”。
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曾说:“要建桥首先要测量一下这座桥有多么大的跨度,翻译理论家习惯于从译出语言和译入语言之间的距离来考虑问题,因而总是把比较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知识作为翻译理论的基础。然而首要的总是并不是语言之间的距离,而是读者对象各自的文化和次文化之间的距离”。
尽管两位大师从不同方面对翻译进行了描述,但都强调了一点:翻译不仅与语言有关,更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不单是语言表层结构的转换,还是跨文化交际的创造性工作。在这个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语言障碍、文化障碍,受到文化冲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表达交流工具,还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是文化产生、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其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在翻译中解决好跨文化问题就是要准确了解目的语,了解目的语文化的相关知识,挖掘出语言的深层文化内涵。
语言的应用通常带有鲜明的文化印记。言语的全部交际值不仅仅在于词语本身所蕴含的概念意义,而且还包括词语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语用意义以及部分词语语义结构中蕴涵的文化色彩。这些文化色彩,包括某些词语特有的联想-象征意义构成了翻译中传递全部交际值的难点。因此,翻译只有从探讨文化异同着手去探讨语言异同,才能最大限度地译出语言载体所承载的全部信息。例如: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异同,因而两国的植被也不同。人们对树木倾注的情感,产生的联想也就不同。俄罗斯的白桦树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白桦树是俄罗斯民间创作中常用的形象性词语,它可以用来喻指姑娘,腼腆的新媳妇,以及少女的纯洁和苗条,并经常被人格化。此外,民歌中的白桦树经常同其他树木相比拟,如果说калина一词表示少女,那么берёза就是少妇或母亲。
然而,在汉文化中берёза(白桦树)和калина(绣球花)只不过是两种普通的树木,不附加任何文化涵义,所以,在翻译下面的句子时只能传译词语的隐含意义而非字面意义,否则会造成原语信息的损失。Вчерабылачервоннаякалина,атеперьсталабелаяберёза.(昨日还是一位红颜少女,今日却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妇)。由此可见,翻译活动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接触。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对应,重要的是传译民族文化内涵。
人类的共性决定了各民族语言文化间的共性,使之可以相互交流,但在此交流过程中更鲜明体现的还是各种文化的个性,这些文化个性或有别、或迥异、或矛盾。于是当一种异质的文化,通过翻译进入另一种文化,这中间就不可能没有差距,没有冲突。在翻译中,人们越来越注重用词的准确性。然而,要做到用词准确,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而且要知道词的内涵义,即词的隐含附加的意义。而词的内涵义又是由其所载的文化决定的。如果不了解外语的文化,不了解词的内涵义,就可能导致理解错误或语用失误。
俄罗斯民族由于地跨欧亚两洲,其文化必定同时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作用。这种特性一方面决定了汉俄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它们的相异性。汉俄文化的差异,即体现了文化共性,也体现了文化个性,而文化个性反映到词汇中,常会引起人们联想上的异同,形成不正确的理解和概念。原语中某些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在译语文化中存在并有相应的指称词。但一种语言文化对该事物所赋予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存在或是被赋予了不同的联想意义。这时,原词语的翻译便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由于中俄两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轨迹不同,两国人们对一些词语的理解和表达也不同。例如,在俄语中“белаякость”指的是“贵族”,“медведь”被俄罗斯人认为是“тотем”(图腾),而在汉文化中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则很难被理解。又如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这句话的意思,可俄罗斯人则无法理解,这是因为,在俄文化中,龙是一个生性凶残、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一个可怕的象征。俄语中有这样的表达“злой,какдракон”。而在汉文化中,龙则是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象征吉祥和美好的未来,象征着威武与活力,甚至也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所以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在翻译时,不应忽视这种文化异同,所以“亚洲四小龙”译成俄语时,通常都译为четыретигравАзии(亚洲四小虎)。
其次,由于中俄两个民族人们所处生活环境的异同,两国人们对一些词语的理解和表达也不同。如:Молодойчеловек,конечно,поклялся,чтобудетнеткакрыба.(К.М.Станюкович)于是,年轻人就发誓说,他也将守口如瓶。在汉语中,“鱼”的发音与“余”字相同,“余”字在汉文化中有富足的涵义,所以“鱼”是财富的象征;而在俄文化中,“рыба”却有不好的涵义:鱼生活在水中,容易使人产生冷的感觉,若将其与人相比,则通常指那些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人。
又如:Несколько поодаль,храня четкую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сидитдоцентКравцов_круглолицыбрюнет:фигураогурцом,тонкиеусынки. (《БратьяЕршовы》)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克拉夫佐夫副教授,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圆脸庞,黑头发,五短身材,小胡子。由于气候异同,在汉文化中,黄瓜为细长形,而在俄文化中,огурец则使人想到短而粗的东西。原文中的огурец一词,用来比喻矮小且肥胖的人。由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了确保译文被接受者完全理解,译者不仅要掌握рыба和огурец这两个词的字面意义,而且还要知道它们的内涵义,即隐含或附加意义。因此,在翻译上必须采用舍弃原文形象,集中翻译喻理的翻译手法。
再者,由于中俄两个民族人们社会行为习惯标准的异同,也造成了两国人们对某些词语表达理解上的困难。例如,“这小伙子是块材料”,翻译成俄语时只能译为“Пареньхотькуда.”,而不能译为“Онхорошийматериал”,因为,在俄语中“материал”一词并没有талантливыйчеловек,подходящийккакой_тоработе这层涵义。又如,在汉文化中,“他无法下台”所传达的信息是指某个人陷入困境且无法摆脱。所以译成俄语时应译为“Онпростонезнает,каквыбратьсяизнеловкогоположения”,而不能直译为“Оннеможетсойтисосцены”,因为直译无法体现原文所隐藏的内涵义。
除此之外,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相互交际时,直接把自己的语言翻译成目的语,而不考虑文化异同,则很容易导致交际失败。例如,由于中俄两个民族价值观念不同使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对待赞扬的反应也不同,中国人通常会给出否定的回答,以显示自己的谦虚,而俄罗斯人则会对赞扬表示感谢。因此,在翻译时应根据具体语镜,使翻译与交际者的价值观念相符,以免出现下面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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