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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8世纪初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始,年轻的俄国知识界就开始思考着一个重要而且重大的问题:俄国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俄国应该走西方式道路,还是走东方式道路? 18世纪的冯维津最先提出这个命题,他的结论是俄国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随后赫尔岑将其命名为“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个历史和文化之谜整整困扰着俄国知识界三个多世纪之久。 关键词：西方文化 民族意识 思想家 19世纪的思想家恰达耶夫痛苦地发出了“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的哀叹。20世纪初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宣布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甚至苏俄领袖托洛茨基也就此问题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21世纪初,新俄罗斯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笔下“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新俄罗斯的知识界不得不再次困扰于这一历史谜团。 那么历史上的俄国和俄国人关于强势的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态度?西方文化之于俄国历史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到近代发展成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后来又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经典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乃至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该文化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都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在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作用尤为明显,它为专制黑暗的俄国带来了启蒙的曙光,以先进的思想启迪一代代革命者,同时也警视了专制统治者,从而推动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 俄国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有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公元10世纪末,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将基督教(希腊正教)传入俄国:第二次高潮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依照西方的经济、文化模式进行的大规模改革;第三次高潮是19世纪20—70年代,即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及实践;第四次高潮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把该理论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公元10世纪末基督教传入俄国,首开俄国引进西方文化之先河,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加速了俄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的联姻,首先皈依了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而后诏令全国,将基督教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强迫市民去第聂伯河里接受洗礼。基督教会(东正教会)一入俄国,几乎立即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它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影响。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宣扬大公(后是沙皇)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把大公(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上的,使他坐上沙皇的宝座……并且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 17世纪末的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长期与欧洲文化中心隔绝并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的国家。彼得一世自称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率俄国使团亲赴西欧,考察了那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回国后倡导和主持了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在政治方面,加强皇权的专制权力和中央集权制,整肃吏政;在经济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场制度,改良农业,发展商业;在军事方面,从无到有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队。彼得一世在社会文化方面实施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其社会作用也最为深远。他试图使俄罗斯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文明开化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他首先把俄罗斯人的胡须看作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明令禁止蓄须,甚至亲自动手为宫廷显贵们剃除胡须,明令禁止穿俄式长袍,改穿西式短装,倡导欧洲宫廷礼仪和社会风范。彼得一世改革的最可贵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改革打破了俄罗斯人长期形成的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因袭封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使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自此俄罗斯文化便呈现出开放的特征,从而为俄国现代化的启动创立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