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俄国文学在具备审美功能的同时，也承载着社会评价和思想表达的功能。因此，俄国许多重要的思想并不是在学术作品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文学著作表述出来的。民粹思想是19世纪俄国文学蕴含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体系：一是平民化思想，即“以民为粹”，关注生活的原生态，以平等的视角、纪实的手法展示生活的本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二是精英理念，即“民之精粹”，以社会精英分子的身份自居，以济世救民的情怀关注社会和民生。“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的思想理念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俄国，知识分子为何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民，甚或底层农民之上呢?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思想。他们在人民面前自感是有罪的，因此希望能够为人民服务，在人民面前得到救赎。这一点得到别尔嘉耶夫的认同，他写道：“它(指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至于其原因，他论述说：“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的劳动创造的。”别尔嘉耶夫认为知识分子“负罪”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劳动却获得了人民创造的文化，这关于他们的良心是不安的。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与民粹派理论家拉甫罗夫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也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他写道：“这种少数人的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 别尔嘉耶夫和拉甫罗夫的观点阐述了一个道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成就是以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奴役为代价换来的。知识分子在进行自省的时候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自己的安逸和人民的辛苦，忏悔意识也就由此而生。因此，可以说，“自省”和精神上的进步是忏悔者的重要特征。诚如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忏悔贵族涅赫留多夫一样，自感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深感不安，于是不断忏悔，最终实现精神上的跨越。其实，许多忏悔者的忏悔行为并不只是在精神上，更有许多体现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他们的行为可谓平民化。例如，在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之后，托尔斯泰不仅从内心产生了赎罪的需要，他还离开了城市生活，在行动上与人民接近，其夫人托尔斯泰雅在日记中写道：“他过不了城市生活，此外，他的基督教徒的情绪忍受不了奢侈、寄生、尔虞我诈的城市生活条件。”他放弃了生活的乐趣，穿上粗布衣服，自己亲自劳动，与人民接近，以达到自己道德的完善。他“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但是，弗兰克断言：“平民化崇拜不是托尔斯泰的专有思想，而是知识分子思想的某种共同属性。” 二、民粹思想之“粹”：民之精粹 汉译“民粹主义”彰显了俄国民粹主义之“民”与“粹”的本质特征：民粹派一方面将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将他们生活村社看作是未来社会的雏形，体现了大众意识和平民精神；另一方面，民粹派又将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精英分子，来自人民，却高于人民。他们将作为人民的领导者，担负文化复兴、国家和社会建构的重任。民粹派传单《致青年一代》中就宣称：“我们寄希望于你们(指民粹派知识分子)，俄语论文范文，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最能拯救俄罗斯的人。” 民粹派以“民之精粹”的身份自居，这在19世纪后半期民粹派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众所周知，民粹派知识分子中平民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他们更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在社会中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上得不到贵族的承认，下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之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双重性格：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由于身份认同的困惑，一直处于自卑状态之中；在写作的虚幻之中，他们竭力将自己描述成一种自信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积极参加民粹主义运动，同农民亲近。兹拉托夫拉茨基的小说《金子般的心》中将少校描写成忏悔贵族的形象，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削减贡赋，还竭力帮助农民申诉农民与地主的纠纷，调解法官与地主、农民之间的瓜葛；斯・卡罗宁小说《自上而下》中的卢宁本身是个农民，经历打工的种种不顺之后，遇到工程师福米奇，在其引导下，他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在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之后，他深感忧心的是下层农村民众。可见，知识分子的这种双重心理使得他们在写作的虚幻中扮演一种自信的自我认同的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又对社会生活感到迷惘。由此，费多托夫在描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时候，写道：“仔细探索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发现，有时奉献的思想就是一切，积极的行动不过是处于第二位的。” 为了摆脱身份认同的困惑，更是为了找到自己在真实生活中的自信，他们转向比自己社会地位更加低贱的农民，希冀能够在农民身上获得少许的安慰，“认同农民支撑了他们自我尊重的感情，同时使他们有可能感到在俄国生活中所起的有意义的影响”。沃特曼的这段论述解释了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没有高贵的出身，在贵族知识分子和西方面前感到自己的地位的低下，唯有到比自己更为低贱的群体中寻找一种心理安慰。因此可以说，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描写知识分子，是为了突出自己的身份的特殊，增强自己在社会中所失去的那份自信。所以，派普斯追溯民粹主义内涵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装作为人民利益奋斗，但实际上却为他们知识分子自己的利益而劳作。” 然而，民粹分子试图在农民中找到自信而扮演“老爷派头”的做法亦是有据可究的。民粹主义理论家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1868-1869)中提出一个深具知识分子特征的概念――“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他指出，只有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具备必备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改变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英雄与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中对英雄和群氓做了界定，他认为“以自己的榜样带动群众从善或从恶，去干最崇高的事或最卑鄙的事、合乎理性的事或毫无理性的事的人，我们将把他称作英雄。能够被最崇高的或最卑鄙的，或者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榜样带动的人，我们将他称作群氓” 。由此一来，“英雄”应该是民粹派知识分子，而“群氓”则主要是农民，这样知识分子主要是靠“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农民，农民则通过“模仿”等形式追随知识分子。可见，拉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知识分子观都是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影响，俄语毕业论文，认为具有改变社会发展能力的知识分子能够用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农民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因此，他们对农民没有抱有很大的期望，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米海依洛夫斯基(即米哈伊洛夫斯基)并没有崇拜人民的心理。”西方学者孟德尔(Arthur p.Mendel)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他阐释道：“他关于在人民中间找到理想的类型不抱任何幻想。” 与民粹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19世纪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以“民之精粹”的身份自居，而是以“精英理念”的思想承载者出现的。作为俄国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恰达耶夫是早期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格尔申宗在《恰达耶夫：生活与思想》中追述了恰达耶夫在俄国历史思想中的成就，认为其发展主要作用两种潮流：“一种是以20世纪初索洛维约夫代表的宗教界运动，另一种是赫尔岑以及民粹主义运动。”更为深刻的是，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提出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问题，他写道：“我认为，真理并不是在民众中产生的，真理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最后，我认为，强大、夺目的人类意识，永远都只体现在单个的智慧中。”这里，恰达耶夫所表述的意思是：单个个体的智慧是“人类意识之范畴的中心”，而从民众中间并不能产生真理。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民粹派理论的重要源泉。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中也认为人类的进步是由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取得的。只不过，拉甫罗夫将“批判思维的个人”所取得的成果与民众的“受奴役”联系起来。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英雄与群氓”也强调了某种“英雄意识”，认为“英雄”能够起到某种示范的影响。 但不管怎样，恰达耶夫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文学上的重要表征就是知识分子的对俄国的忧患意识。按照别尔嘉耶夫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俄国作家最应看作是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俄国作家创作的文学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审美的界限，变成了一种包罗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性文学，由此也就承担了审美、认识、教育等影响。对于此，林精华指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在俄国总是伴随着很多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哲学性和政治学性等功能。”因此，俄国作家的忧患意识也就通过著作传达出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除了创造独特的“奥涅金诗节”和优美的语言等艺术外，还展示广阔的社会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青年所独有的苦闷、彷徨、探究、追求心态，而通过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又展示了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死魂灵》等著作除了其美学价值和宗教价值之外，也剖析了当时的社会弊病，因此被赫尔岑称为“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其后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将文学作为一种认识工具，其社会性、意识形态性暴露无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中的著作不仅表现出特有的社会关怀，还具有强烈的哲学意识。由此可见，从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来说，俄国作家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不仅关心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现实，还将之诉诸笔尖，用文学的形式叙述出来。这样，一方面，在沙皇俄国对书报检查异常严厉的情况下，可以逃避官方文化监管机构的审查。以利于著作的顺利出版；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叙事的文学性，使得可阅读性增强。 (责任编辑：素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