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欧洲启蒙产生的体系性现代观，是推动变革的力量，也有它对人性和历史的盲点。波德莱尔在豪斯曼时代的巴黎，能比较直接地观察到体系性现代观的问题，不过，对许多俄国人来说，这种现代体系带来更多的是幻想。 幻想和现实的交融或交战，呈现为俄罗斯文化意识中的特殊“现代性”；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有各种的幻想曲，也有对欧洲启蒙不同的应答。 有些应答只见启蒙的阳光不见启蒙的阴影。对欧洲现代体系的浪漫幻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形成现代乌托邦，以后成为苏联社会建设的蓝图。 有些应答是清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欧洲各地去，静观第三帝国时期巴黎繁荣之下的潜流，细察水晶宫阴影之下伦敦贫民的生活；所观所察，眼光有波德莱尔那样的精准犀利，感想写成一批散文，尤其是《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看题目便知是冷静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多面的思考，使他置疑启蒙的现代思想体系，在《地下室手记》里，他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的思维做反乌托邦的人性告白。这两部小说，代表了两种对现代和人类的看法，到了20世纪继续各自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陀氏被说成是反对进步的。以21世纪的后见之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却是对的，他担当人性的可能，表现的是超常的勇气和前瞻的智慧。 我们延至下篇再详细解析《地下室手记》。了解这部小说的背景，应先聚焦于故事中的城市：圣彼得堡。在19世纪，莫斯科代表的是远离欧洲的“纯粹” 的俄罗斯，而彼得堡则象征着正在“欧化” 的俄罗斯。在彼得堡，俄罗斯试图融入欧洲现代化而呈现出复杂的精神现象。在彼得堡，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文学的“新语言”是怎样产生的。 二 “彼得堡（是）世界上最抽象、最刻意建立的城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说了一句简单的话，意味却不简单(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6页)。 彼得堡是俄罗斯最临近欧洲的城市，汹涌墨黑的涅瓦河水在此流进芬兰湾，灌入巴尔底海。最初，这里只是一片沼泽，喜爱欧洲的彼得一世，自1703年起在此动土建新首都(原先的首都是莫斯科)，誓要打开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因此，彼得堡的建立确实始于抽象的概念：彼得大帝意欲淡化以莫斯科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化，使俄罗斯文化的定位靠近已经开始现代化的欧洲。 彼得堡最初的象征意义就是 ：自上而下贯彻帝王意愿的俄罗斯“现代化”。因为这样的现代是自相矛盾的，彼得堡的象征也就为以后的俄罗斯思潮埋下许多矛和盾的伏笔。 彼得堡从无到有，几乎一夕之间成为西方最大的都市之一。它的布局呈几何形和直线，岛屿、运河、桥梁联通成系统，政府部门的大楼沿河岸而建，整体设计合乎欧洲的现代城市标准。十年之内，三万五千座建筑崛起。形体多姿的建筑群在天际勾勒的侧影图中，有巴罗格风格的夸张，有洛可可式的浮华，也赫然可见彼得保罗要塞 (Peter-Paul Fortress) ，那是彼得堡的巴士底狱。 彼得大帝，专制农奴制帝国的首领，掌握着所有的资源和最终的权力。他调用大量农奴来彼得堡割草、排水、筑坝、挖运河，三年之内农工就死亡伤残近十五万人。农工少多少，就到内陆调多少，源源不绝。彼得下令帝国内所有的石匠到彼得堡施工，就没有人敢在别处干活。他还命令大批的贵族搬迁到新都，在那里盖宫殿，否则废除贵族头衔。贵族们岂敢违抗圣旨。 整个18世纪，彼得和他的继承者 (安娜、伊丽莎白、卡特琳娜女皇) 继续他们欧化彼得堡的计划，不仅聘用欧洲的建筑师、采用他们的设计装饰城市，还在彼得堡建起科学院，兴办技术教育，引入大量技术人士。更令人侧目的，是皇家亲睐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姿态。莱布尼茨(Leibniz) 、伏尔泰 (Voltaire) 、狄德罗(Diderot) 、边沁 (Bentham) 和赫德 (Herder) 等人的作品由官方资助译成俄文，能请来的还都请到彼得堡。尽管俄罗斯的大部份土地上见不到现代的影子，彼得堡却出现了欧式的世俗文化。当然，是有明显帝国官方色彩的欧式文化。 皇家主导思想启蒙，和他们要装饰街道及建筑的用意没有两样，主要是给皇权贴上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些现代的浮表。但客观讲，欧洲启蒙就这样走进彼得堡，毕竟是进步，毕竟使得俄国和欧洲形成多个层面的关联。 彼得一世的“改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他问的是所有俄罗斯人一直要问的。到了20世纪，戈尔巴乔夫又问过一次。 问题里面本来有个结，越问，结子越紧。答对了，或许有解开的可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彼得的改革“总不会只是穿上欧洲的服装，了解欧洲的风俗习惯，吸收欧洲的科学或发明吧。……是的，很可能彼得最初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只图实利、只求近期见效的意义上，开始实行改革的。但到后来，在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后，彼得无疑受一些隐藏在内心的感觉的驱使，在改革的事业中向未来的目标走去，这个目标比起只图近期的实利来无疑要宏伟得多”( 刘/李译，《普希金》，227页) 。 陀老啊，您对彼得大帝实属持论公允，可是，陀老啊，“向未来的目标走去” 的那个人，从背影看好像不是彼得吧？(陀老笑而不答) 。 俄罗斯要超越只图实利的改革而进入深度的改革，一路走来，何其艰难。“向未来的目标走去”，彼得开启的现代改革必然终结彼得，即终结他所代表的专制农奴制；“向未来的目标走去”，自上而下要演变成自下而上，要凭俄罗斯人民自身的力量，找到适合俄国的现代精神和现代语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代的作家，正是发起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他们都着眼于“人”，答案却不尽相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答案可谓浪漫幻想曲：欧洲的启蒙思想里就有理想中的“人”，搬来俄罗斯即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会问：这样的“人” 有吗？他们的目光落在彼得堡街上行走的小人物，把小人物内心的现实和幻想冲突写入文学，谱写现实中的随想曲、狂想曲。(至于笔下人物是贵族或平民知识份子的屠格涅夫等，因为他们的故事多发生在彼得堡之外，暂不讨论) 。 写俄国现实中的小人物，容易被人贴上斯拉夫派 (本土派) 的标签。其实，彼得堡小人物的幻想里离不开欧洲，正像涅瓦河的水时时映照欧洲风格的建筑。 三 彼得堡：意义混合而且矛盾的象征；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这种象征的浓缩。 彼得堡的戏剧性故事，无论是历史事件、日常戏剧、文学人物，多以涅瓦大街 (Nevsky Avenue) 为舞台。 如，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之后的12月14日，几百名帝国卫队成员在涅瓦大街的彼得铜像前集会，主张宪政改革，史称“十二月党人”。因集会者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很快失败。一代人杰被监禁、流放、处决，消声匿迹，任由尼古拉一世施行专制三十年。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以后，俄罗斯步入思想相对自由的时期。这一年的9月1日，有一神秘人物快马疾驰在涅瓦大街上，一路撒下传单后消失。传单题为《致青年一代》，号召废止沙皇，民选政府。彼得堡人心沸腾。1861年9月23日，大学生在涅瓦大街游行，过节似的高兴。接下来的故事，还是监禁、流放。 1870年代，改革的冲动继续, 在彼得堡各种各样的“地下室”里酝酿。1876年12月4日，又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又有几百名来自各阶层的人聚集在涅瓦大街的卡山大教堂 (Kazan Cathedral)前的广场。警察很快把多数聚会者逮捕，送进监狱。虽然只有一天，希望毕竟回到了彼得堡。 历史事件是偶尔出现的惊叹号，日常生活剧才是句子、段落、篇章。看似常态的涅瓦大街上，长长短短的句子，讲述变幻无常的剧情。 彼得堡隐含的欧式现代体系，在涅瓦大街一览无疑。涅瓦大街和豪斯曼时代的巴黎林荫大道一样，笔直、宽阔，可承负大量的人流和交通，而且，这样现代化的大街比巴黎的林荫大道早了几十年。涅瓦大街上商家林立，包括一个18世纪式的大型购物市场和一座19世纪式的百货大楼，显然是现代的商品展示窗。从海军部大楼到莫斯科火车站，一路上还有书店、国家图书馆、大小教堂、广场、行人桥、宫殿，连绵不断，俄语专业论文，国家的各种功能俱全，景观处处迷人。 如此繁华，与巴黎的林荫大道何异？就空间和形体而言，并无二致。但是，仔细观察，看得出巴黎和彼得堡的街道上上演着两种现代剧 ：发达状态下的现代，毕竟有现代的价值为底蕴；不发达状态下的现代，没有这样的底蕴，但是有向往这些价值的幻想。 观察街上行走的人便有所知。 城市里居民的性格，是那个城市的性格。 在波德莱尔的那一篇，我提到拿破仑三世怎样出于国家机器和布尔乔亚的利益，借豪斯曼之手，摧毁老巴黎原有的建筑和市民社会结构，扩宽街道，迅速使巴黎现代化。表达忧郁的理想的波德莱尔，是巴黎市民社会的一份子，和受拿破仑三世之害的市民人口站在一边。他诗中的“浪子”看似人群中闲逛的个人，但是明白自己的身后是法国革命之后有多次反抗经验的巴黎市民。浪子走在巴黎街头，气宇轩昂，他知道自己的公民权利，知道如何行动。 对照之下，彼得堡的现代性则真真假假。 涅瓦大街上行走的人按现实社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权力的人，他们隶属沙皇御下的官吏和警察制度。另一类是无权力的人，是被官吏警察压迫和恐吓的小人物。他们走在涅瓦大街，并不住在涅瓦大街，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地下人一样，他们的住所在破烂肮脏的街区。来到虚幻的涅瓦大街上，小人物的脸上的表情写满压抑，设法躲开官吏、警察和贵族，躲不开，只能自认倒楣。 至于当时的贵族，其中有一些知识分子，憎恨农奴制者，寄同情于小人物。但是，不肯放弃农奴制的还是很多。1861年废止农奴制之后，拥有财富的人继续把钱撒在涅瓦大街的商店里。他们购买的是欧洲现代的商品，心里想大街上走的人，不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未必是高兴的。这是骨子里的不现代。 彼得堡社会严格的权力法则，决定了涅瓦大街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走在街上，贵族、官吏和警察不会给小人物让路，而小人物必须给权贵让路。 读波德莱尔的诗，知道“忧郁”在巴黎是有可能公开爆发的；即便是穷苦的巴黎人，也有公民权利和市民社会为信心基础。 彼得堡的小人物不知公民权利为何物，欧洲人的平等价值是橱窗内的商品，可望而不可及。他的“忧郁”闷在心里，无法在现实中爆发。他不得不为贵族、官吏和警察让路。 在文学里，就没有忧郁在彼得堡爆发的例子？有，不过，请看果戈理的《外套》。我们还记得那个誊写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怎样为了一件可以御寒的新外套吃尽苦头，受尽欺辱，最后竟然被“大人物”(一个官吏) 恐吓而死。活的时候，他不可能表示一丝一毫的抱怨。但是，死后，在彼得堡的鬼魂世界里，他爆发了，夺走“大人物” 的外套，讨回公道。 鬼魂世界里的爆发无疑是果戈理的幻想曲。 果戈理用这种写法表达的是忧郁，是愤怒，也有几分的无奈。《外套》的感人，在于果戈理看到小人物的幻想同彼得堡权力社会的矛盾是动态的，一波三折的情节变化，看得出他对小人物心理可能性的深刻理解。 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狂人日记》，若置于19世纪涅瓦大街的动态矛盾中，更可令人体味果戈理以幻为真的绝妙。写日记的狂人是个小公务员，他的心理是知其小而不甘其小，心有不甘变为幻想，幻想再转为狂想。 幻想初期，他走在涅瓦大街上，不愿和人交谈，却突然幻听，听懂了小狗的语言，很自然地跟四条腿的朋友们答起话拉其家常。人和狗对话的这个比喻，足见狂人之小，地位之低。 随后，狂人的幻想升级。“我微服私访，走在涅瓦大街上。皇帝陛下正乘车从这儿经过。城里的人都摘下了帽子，我也摘下了；但我一点也没显示出我是西班牙国王。我认为，当着所有人的面亮出自己的身份，是失礼的”( 刘开华译，103-104页) 。欧洲的国王驾临，那是何等尊贵，对彼得堡的小人物，这是何等的梦幻。狂人不甘于小的心理，跃然纸上。当然，彼得堡的现实社会很快把狂人关进牢里。遭受毒打的狂人，还是幻想他是西班牙国王。 若不是确凿地疯了，狂人哪里有这样的幻想。写狂人幻想的果戈理，他是清醒的。 幻想和现实的交互影响，也是果戈理《涅瓦大街》的主题。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涅瓦大街不仅是标题，几乎是故事主角。叙述人开始用了七、八页的篇幅讲述涅瓦大街怎样是彼得堡的交际中心，从清晨、正午、午后，至傍晚，人群和活动，时尚和街景，如何在随时变换。涅瓦大街如梦如幻、千变万化的日常剧情，引出两个梦幻和现实交织的故事。 最是催人梦幻的傍晚，街上来了两个年轻人，各自看见一个自己惊为天人的美女，各自往相反方向追去。 去追金发女郎的是皮若高夫 (Pirogov)上尉。他追到了德国侨民住宅区，发现金发女郎是德国工匠席勒 (Shiller) 的妻子。皮若高夫仍不甘心放弃他的性幻想，他付给席勒一大笔钱定做一对马刺，想从长计议，再占席勒老婆的便宜。等到他再次回来试图下手时，被席勒和他的朋友痛打一顿，扔出门外。事后，席勒吓坏了，知道皮若高夫凭他的权势，完全可能回来报复。而皮若高夫想到还有别的性目标可以追寻，竟然很快平复了心中怒气。 皮若高夫以为他的官阶足使任何女人为之倾倒。他的贪欲、仗势欺人、无聊和无耻，是俄罗斯文化里落后的一面。皮若高夫对席勒和他妻子纠缠不休，又显露了粗俗的俄国权贵对欧洲的无知。 去追黑发女郎的艺术家皮斯卡列夫 (Piskarev)，是果戈理重点着墨的人物。故事叙述人告诉我们：“这个年轻人属于的那一群在我们国家如此稀有，不得不视为一种现象。这些人与其说是彼得堡的公民，不如说我们梦里见到的人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Nevsky Avenue,169页) 。作为俄罗斯贫困现实中做梦的人群中的一分子，皮斯卡列夫也是艺术家。不过他是“彼得堡的艺术家！大雪覆盖的土地上的艺术家”，没有意大利艺术家那样的热情和天空一样敞亮的胸怀。他和他的一群，平日胆小谨慎，见的是灰色的彼得堡生活，画的是灰色的生命个体，用的模特也是乞丐老妪，“让她足足坐六个小时，就为了把她麻木不仁的悲惨表情搬上画布”(169页) 。 皮斯卡列夫具有果戈理的小人物的关键特征:他心地善良，却无行动的机会和可能；他在现实里逆来顺受，在梦想里寻找另一个世界。 原以为黑发女郎是大家闺秀，皮斯卡列夫战战兢兢找到她的住所，发现她是妓女，而且还是浅薄又世故的那一种。如果换成是皮若高夫，他会不犹豫地接受黑发女郎的商品交易。而皮斯卡列夫，他要找的是爱，现实中没有的美。(他甚至不把自己的画当作商品；有人欣赏，他乐于廉价送出。) 第一次被黑发女郎拒绝之后，皮斯卡列夫认定她也是苦命的人，决心拯救她，于是邀她一起生活，靠爱情和他的画作，过清贫诚实的日子。被再次拒绝后，幻想破灭，青年艺术家皮斯卡列夫用毒品麻醉自己，最后割喉自杀。 有理想的皮斯卡列夫死了，现实的皮若高夫活得好好的。果戈理在结尾这样说：“啊，不要相信这个涅瓦大街！我走在街上，总是更紧地把自己裹在大衣里，尽量不看我路遇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欺骗，都是一场梦，一切都不是看起来的那回事。”(210页) 走在昏暗的街灯下，果戈理裹紧了大衣 (外套)，不仅仅是因为涅瓦河上刮来的风刺骨的冷。 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地下人这个文学原型，直接的来源，一是果戈理，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和果戈理的联系已经很明显 ：地下人也是个有幻想的小人物。重复前面的话：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里，小人物的关键特征，是不知道怎样在现实中行动；在现实中受挫之后，他只会把梦想、幻想升级。 和果戈理的小人物比，陀氏的地下人又有所演变。从地下人的自白中看得出：他有诗人的潜力，历史文学知识丰富，逻辑思维强，会用文学著作编织自己的欲望，又善于反讽自嘲。但是他不会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失却爱的能力，他陷入IQ和EQ的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拔，只能呆在地下室里。 为什么陀氏要塑造一个几乎是思想家的地下人？原因之一，是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争论，思考的问题超出了果戈理的范畴。陀氏车氏之争，焦点虽然不离彼得堡，但是两人都把俄罗斯和欧洲联系起来思考，在各自的彼得堡的街景中，都有巴黎、伦敦的一些折射。应该说，地下人是小人物中的知识分子，他负有对欧洲现代体系做哲学式思考的使命。 车氏的主张，是直接用欧洲启蒙理想取代落后的俄罗斯。他的想法是：欧洲的启蒙思想 (尤其是对人的看法)绝对是进步的。 陀氏的想法较复杂，他从彼得大帝的现代模式里感觉到，启蒙所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不能解答有关人的价值的所有问题，而且有不少的盲点；俄罗斯要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仔细估价欧洲启蒙，建立世界性的俄罗斯精神。他的重点是：俄罗斯和欧洲必须对话，才能获得对人性的新知。 在陀氏和车氏的争论中，果戈理的作用让陀氏保持清醒，即：俄罗斯作家思考欧洲，切不可忘俄罗斯人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后来（我们就是他们的“后来”）的结论，可以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述：车氏的理论走进了现代的乌托邦。陀氏抵制乌托邦，走进人性的现代观。更准确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后现代思想的先驱，他在后现代理论家的一百年之前就指出了启蒙现代体系的问题。 废除农奴制之后，1860年代出现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来自各种社会背景和阶层 (类似法国革命前的第三等级)，有意和18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切割，想法更自由，更敢于行动。 加一句后见之明的话 ：也更浪漫，导致更多的盲目。 在1860年代的“新人” 理论中，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观和英国功利主义 (启蒙思想在19世纪的延续) 盛行；其中有些激进者，主张虚无主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塑造的医科学生巴扎罗夫 (Bazarov) 就是虚无主义的化身:他咒骂一切的诗歌、艺术、伦理道德，一切现存的观念和制度 (请注意：是咒骂，不是尼采说的重新评估) ，一心学习数学，专心解剖青蛙。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1860年代“新人”思潮的焦点人物。他的小说《怎么办》的副标题正是：《新人的故事》。 这本书在牢狱里写成。1862年，沙皇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关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车氏在狱中写完《怎么办》(1863年) 。两年后他被流放西伯利亚，前后共被囚禁流放达二十七年，被释放后不久就辞世。他的牺牲精神使他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圣人，《怎么办》自然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据说，车氏创作小说的时候，监狱当局就专门为手稿设立了检查机构；完成的手稿最后转到书报检查官手里，上面已盖满各种官方图章，检查官看也没看就通过了。继之，手稿到了车氏的朋友手里，一不小心又丢失了。后来登广告，幸好被一个年轻的政府官员在涅瓦大街捡到归还。 《怎么办》中的“新人”理论，是欧洲现代理性主义体系的延伸。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个理论是乌托邦，违背人性，或者说没有心理基础，所以写了《地下室手记》(1864年)和车氏争辩。但是，陀氏敬重车氏的人格，认为车氏小说尽管想法不对，却是他旺盛生命力的产物。在车氏被捕的前后，陀氏几乎是知识界唯一站出来为他的人格讲话的人物 (见Diary of a Writer， 23-30页；又见《一件私人的事》) 。而且，陀氏有过和车氏相似的经验：1849年，他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沙皇逮捕，在监狱、流放地、苦役军营渡过漫长的岁月，1859年才重返彼得堡。 回到《怎么办》，这毕竟是一部失败的文学著作，连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这样看。小说的情节松散，由拉赫美托夫、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等一批“新人” 的榜样式生活组成，诠释的是车氏的乌托邦意境。 下面是“新人”罗普霍夫 (Lopukhov)在彼得堡街头某一天的经历 (第三部分第八章) 。地点不在涅瓦大街，而在靠近彼得保罗要塞的另一条街。 罗普霍夫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这样的人。他穿着破旧的制服走在卡门奴斯特诺夫 (Kamennoostrov Avenue)大街上(刚刚在学校两里之外为微薄的收入授课之后正在往回走) 。迎面走来一个权贵人物，是在散步健身，因为他是权贵就径直走过来，并不让道。这时，罗普霍夫将下列规则付诸实施：“除非是妇女，我不会先为任何人让路。”他们的肩膀碰撞在一起。这个人半转过身来说：“真是个猪，你这畜生。”接着还想继续教训人，而罗普霍夫完全转过身来，面对这个人，把他举起来，慢慢放在阴沟里，俯视着对他说：“你再动一下，我就把你往前推，那里的泥更深。”两个农民路过，一边看，一边为他叫好。一个公务员路过，看了看，没有叫好，却满脸微笑。几辆马车经过，可是没人探头看。让他躺在阴沟可不行。罗普霍夫站了一会儿，伸手把他拽上来，拉到人行道上，对他说：“哎呀，先生啊，瞧你干了些什么？你没伤了自己吧？请允许我给你擦擦干净。”一个农民过来，帮他擦了擦，两个镇上的人过来，帮他擦了擦，大家都帮这人擦了泥，然后走了 (What Is to Be Done，156-157页) 。 卡门奴斯特诺夫大街就在关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彼得保罗要塞的旁边，车氏在牢房里虚构了旁边街道的这一段，一定是出了鸟气。但是，如此痛快地惩罚权贵，出现在波德莱尔的巴黎街头，作为浪子的忧郁爆发，是可信的；发生在彼得堡的鬼魂世界里，也可信；车氏这里的描写，不可信。作为小人物的罗普霍夫要挑战彼得堡的让路规则，有此可能。但是，小人物面对彼得堡的权力法则，会轻松到没有一点内心的冲突，全然不可能。车氏违反了文学虚构应遵守的可能性法则(见亚里斯多德的《诗学》) 。（以后热衷于塑造“高、大、全”人物的人们，实在应该认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其先祖。） 像罗普霍夫这样缺乏心理基础的的描写，见于《怎么办》中所有的“新人” 故事。 《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地下人计划报复一个军官的故事(简称：碰撞事件)，显然是回应“新人”罗普霍夫这一节，其中有果戈理的作用，也有陀氏探究人性的特殊风格。 故事还是挡路和让路的故事，发生在1840年代，地下人二十四岁的时候，地点在涅瓦大街。有一天，地下人站在酒吧的桌球台旁边，恰好挡了一个军官的路；军官一言不语，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挪到旁边，走了过去，好像没有看见他。 地下人感觉到的侮辱，比被人打了一顿还严重。为了争这口气，地下人 酝酿、设计、规划了多次的行动，但是每次到实施就放弃了。想而不做，当然是幻想。这些幻想――非行动的行动――延续了不止几个星期，不止几个月，而是好几年。 怎么会这样？用地下人的话说：“我在心里从来不是懦夫，但在行动上一直是个懦夫。别急着发笑。这里有个解释。你们可以肯定的是，我对每件事都有解释。”地下人的解释冗长得很，我们不妨把原文大幅缩减，排个简化了的清单，还是借用他的口气，听他叙述他的那些幻想中的行动。 一，我考虑过要找军官决斗，但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军官这样的人不会和我这样的平民决斗，他们会认为决斗这种事太自由化，法国人才会做。而且，军官和“果戈理的皮若高夫上尉” 是同一类人，他们会“找警察的”。 二，我在路上认出他，跟踪他，找到他的住所。多次跟踪他，我的怨恨越来越深。虽然以前我从未写过东西，有一天，我写了个讽刺故事，在故事里揭露他，不用他的真名骂他 。写好的故事寄给《祖国编年史》杂志，结果没给登，因为讽刺这种形式不时髦。我郁闷死了。 三，我给军官写了一封修辞极美的信。信中说，他必须向我道歉，要是他拒绝我们就决斗。如果他还懂那么一点点“崇高和美丽”，他会跑过来拥抱我，和我做朋友。那该多好啊！我们会友好相处，他用地位保护我，我可以帮他增加知识，让他有文化教养。可是，感谢万能的上帝！(我含着眼泪感谢上帝！) 我幸亏没有把信寄给他。要是寄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 四，我常在涅瓦大街散步，像条泥鳅似地钻来钻去，给军官和贵夫人让开道儿。我竟然发现他在节假日、周末也会出现在涅瓦大街上，也会像泥鳅似地给官位更高的人让开道儿。于是，我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可以穿戴得体，像个人物似的，等他迎面走过来，我不给他让道，撞个满怀。这主意让我兴奋又苦恼，半夜三点也睡不着 (地下人写了好几页他的苦恼，在此略去) ……我省吃俭用，借钱，买了黑手套、帽子、礼服。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在涅瓦大街遇见他，只有几步之远，俄语论文题目，我还是闪开了。那天晚上，我大病一场，发高烧，说胡话。 我决定不再实施我那宿命的计划，放弃一切。(地下人下面的话，我们如实转录。) ……我最后一次去涅瓦大街，倒是要看看我怎么放弃这一切。突然，只见我的敌人在三步之外，我出乎意料地下了决心――闭上眼睛走上去，我们肩对肩撞上！我一寸也没有让，完全平等地和他擦身而过！他甚至没有回头看，装着没有注意到；他确实是假装。我敢肯定。到今天我都敢肯定！当然，我吃了亏――他比我壮，但这不是要点。要点是我实现了我的目标，维护了我的尊严。我一步也没让，在公众场合显示了我和他的社会地位平等。(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48-49页) 同样是描写涅瓦大街上的事，同样是碰撞事件，陀氏和车氏也有同样的动机：车氏的罗普霍夫、陀氏的地下人都想碰撞彼得堡的让路规则，触动权力法则，争回他们应有的、欧洲人已经有的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而且，车氏让罗普霍夫做到了，陀氏也让地下人做到了。 如果陀氏和车氏没有基本的相同，我们也不值得这样大费周折地做比照。但是，看到他们描写中的差别，对我们的思考毕竟更有意义。 他们的不同之处是：“新人”罗普霍夫和权力法则碰撞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让罗普霍夫轻松以对，略去了他的内心冲突或心理基础，也抹去了人性的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地下人为了反击权力法则，内心挣扎长达数年，他曲折反复的幻想，真实地昭显了历史中的人性。 罗普霍夫的心理活动是一句话：“除非是妇女，我不会先为任何人让路”――这是个全新的规则。但是，新规则不加思索就产生，让人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太不真实。 相比之下，地下人的幻想翩翩，在每个细节上都验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历史、人性、文学保持着清醒的思考。 地下人的幻想四部曲可以先分两个层次略论。 第一个层次是现实的层次 ：地下人在幻想四部曲的每一节，都意识到彼得堡的现实给小人物留的行动空间实在很小很小。小人物和权贵决斗、小人物写小说讽刺权贵、小人物同权贵和平相处、小人物不给权贵让路：这些可能性，在彼得堡的社会现实中一一排除。 第二个层次是文学层次，准确地说是“元小说” 的层次。“元小说”指用小说形式研讨小说应该怎样写。幻想四部曲的每一节都提及：地下人试图用文学著作或类别来编织自己的计划。比如，第一节，提到地下人读过“果戈理的皮若高夫上尉”(《涅瓦大街》的那个人物儿) ，把皮若高夫和那个军官归为同一类人；第二节，提到地下人写讽刺故事来报复，却被一个叫《祖国编年史》杂志拒稿；第三节，“崇高和美丽”指浪漫文学传统，暗示地下人希望的兄弟般友谊无疑是海市蜃楼；第四节，地下人想要装戴一新上街，灵感来自果戈理的《外套》的情节。 现实层次和元小说层次结合起来，地下人的四部曲就是现实和幻想冲突的乐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意也就清清楚楚 ：小人物要向彼得堡的权力社会讨公道这件事，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文学问题。陀氏把“碰撞事件”写得这样细，探究的是历史现实中的人性有哪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可任意杜撰。在陀氏和车氏之前，果戈理这样的作家已经做过研讨 ；果戈理把幻想和行动的冲突作为小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对彼得堡自相矛盾的现代化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氏写的地下人幻想四部曲，似乎在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彼得堡社会的矛盾，对文学中的经验，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要呼唤“新人”的出现，“向未来的目标走去”。不过，作为生活中的人，文学著作的读者，我们觉得车氏“高、大、全” 的“新人”太假，假得令人生厌。 我们更亲近生病、发烧、说胡话的地下人。他让我们想到生存的寒冷，想到冬夜，想到只要活着就还有体温，想到太阳晒过的厚棉被。 尼采，他也是期盼“新人”的。但是，他看重了地下人曲折和矛盾的人性，不会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新人”。现代思想、现代文学，都有求新创新之意。问题是：什么才是新？ 普希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一辆负载沉重的驿车，缓缓行走在冰雪覆盖的路上，但是时间老人跳上来当车夫，驿车轻松地快跑起来。 19世纪的俄罗斯也可比作那辆驿车，换了“现代” 当车夫，驿车加速了。 问：为了车子跑得更快而把车上所有的负载都抛掉，会怎么样？ 答：那辆车不再是人类路程上的驿车，一辆空荡荡的车，车夫也不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是一辆什么样的驿车呢？是这样的，车上负载的是人，人又有自己的负载，车载不能说不重，而路又不好走，而车夫可亲、可敬、可信赖，他知人性，知马力，知车况，知路遥，也知道赶路的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