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国有公司改革问题是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通过详细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国有公司改革过程。从叶利钦的私有化,再到普京对能源和军工等战略产业的国有化,再到2017年联邦财产私有化计划,反映了俄罗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曲折探究。关于落后国家来说,要想尽快实现“赶超战略”,动用国家资源,采用“有形之手”是难免的,关键是这只“手”的力度的合适。在这种前提下,国有公司只能居于特殊的战略领域,而不是占据绝大部经济领域。就俄罗斯公司组织形式来说,股份制已经成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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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国有公司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8-0172-03
在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公司的优势和劣势都经过了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经过了反复的改革探究后,前苏联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初走上了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之路。对前苏联来说,国有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地位,因此,俄罗斯国有公司改革问题就是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最为关键问题之一。
一、叶利钦主政时期的俄罗斯国有公司改革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掌权人,这个时期,俄罗斯公司的演化过程就是国有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主要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过程。小私有化方式是赎买租赁、竞争性招标和拍卖等,直接目的是把国有小型公司变为私人所有,实行股份制的公司极少,对象是职工人数在200人以下、1992年1月1日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在l00万卢布以下的小型公司,从1992年起,至1993年底基本完成。据统计,在小私有化中,采取赎买租赁财产方式的占42.8%,商业投标占44.0% ,拍卖占9.2%,股份合作制占3.9%。大私有化的方式是股份制,直接目的是把国有大型公司改造为股份企业,对象是职工人数在l000人以上、1992年1月1日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在5 000万卢布以上的大型公司。具体分两个阶段进行:“证券私有化” 阶段(1992年7月至1994年6月),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现金私有化”阶段(1994年7月以后),通过出售已改组成股份企业的国有公司股票,有偿转让国有资产。
1.“证券私有化” 阶段。1992年叶利钦依靠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行“休克疗法”以推进俄罗斯经济转型。盖达尔等人在实行休克疗法的同时,推行了证券私有化,以期对国有公司进行产权改革。从1992年10月1日至1993年1月31日之间,俄联邦政府向每位俄罗斯公民发放面值为l万卢布(按当时汇率计算相当于32美元,或相当于俄职工4个月的工资)的私有化证券。每位俄罗斯公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都有权获得一张私有化证券。在这4个月内,大约有1.44亿人,即俄罗斯人口的96%,领取了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证券免费分发;证券与公司资产价值都用卢布表示,但证券价值与实际资产价值完全脱钩;证券是无记名支票。但是,半年以后就因紧缩政策引起的社会阵痛和议会强烈反对导致休克疗法被放弃,年底盖达尔也下台。紧缩政策的结束,银根的放松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内部一些人士力主重新评估国有资产,于是在1993年中后大幅调高了国有资产价值,但是私有化证券的价值却没有相应调高,导致了私有化证券相当国有资产的大幅贬值。另一方面,由于公司内部人的阻力,私有化证券的产权兑付工作不断拖延,绝大部分证券的兑付工作都是在国有资产价值大幅调高以后的事。另外,由于信息不畅、交易不灵,还有部分证券作废了,以至没有兑付。据统计,自1992年12月至1994年6月的交易期中,共收回私有化证券11 639.5万张,占证券总分发量1.44亿张的80.8%,有将近1/5的私有化证券未被使用而作废。在这期间,用私有化证券分掉的资产总值为2 848.69亿卢布,其中有2 003.82亿卢布(占70.3%)是在最后5个月内按大幅调高后的估价分掉的,共用去证券6 971.2万张,占所使用证券总数的60%。这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私有化的资产维持了原先资产与证券的正常比价,而绝大部分证券都是以大幅调高了的资产估价成交。也就是说,原先预计的证券与资产的正常比价被大大压低,证券大幅贬值。据统计,1993―1994年,俄一共建立股份企业23 400个,发行股票18.24亿股,其中,向职工分配的股份占总股份的42.9%,公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的占13.9%,国家掌握的占42.9%。金雁、秦晖(2017)[1]指出,证券私有化“化”掉了的那两千多亿国有资产实在不能算个有分量的数字,俄罗斯根本没把资产按原先允诺的“分”下去。
2.“现金私有化”阶段。1993年白宫事件后,俄罗斯消除了议会与总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且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叶利钦大权独揽,杜马权力大为缩小,出现了新权威格局。“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这时候,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宗旨从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与俄国利益至上。用国家权力把重点金融公司与重点工业公司结合成俄国自己的经济巨人以抗衡西方资本列强,从俄国的传统上很容易理解,因此其国有资产改制既不向外资开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间资本,而是一种典型的官僚阶层的“自己人”交易,1994年7月以后的私有化就进入了“现金私有化”阶段。董晓阳(1998)[2]总结出,俄罗斯资产阶级是由原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变化而来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是在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滋生的。叶利钦提出1994年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在此后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方法》(1995年)、《对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对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等十几个行政法规。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途径,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国有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的途径就直接转入到权贵手中,寡头崛起了。1993年全俄还只有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并进一步从中产生了“寡头中的寡头”,即“七大寡头”,其经营领域遍及一、二、三产业,触角伸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能量之大足以作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发达国家的财团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俄罗斯的寡头是在几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脱胎于俄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之中,是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的高度结合,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其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寻租” 的泛滥。对寡头的影响,学者们采取了辩证略论的态度,李建民(1997)[3]指出,寡头的负面作用有: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寻租引起的严重腐败、导致资源过多配置到利润较高的银行石油等行业;但也有正面影响:在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的同时,寡头积极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重视技术开发,依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努力使公司具备与国际先进大公司竞争抗衡的实力,这些都是金融工业集团的强势所在,因此又被称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汤洵(2017)[4]认为,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负效应远远超出它的积极影响,使俄罗斯的政府和人民承担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过重。在一定时期,金融工业集团仍然在俄罗斯的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张春萍(2017)[5]认为,金融工业集团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俘获了联邦政府,阻碍旨在重新分配利益的进一步改革,加剧转型时期的资本外流和国有资产流失,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阻挠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根本解决;另一方面,金融工业集团的组建便于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解,有利于吸纳资金,帮助俄罗斯公司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与其他公司组织形式相比,金融工业集团具有较高的经济绩效。普京执政以后,国家权威主义逐渐制服了寡头干政现象,使得金融工业集团的负面作用不断减少,积极影响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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