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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爱这个！”扬·斯特凡·罗尔一边大喊，一边展示着一块制作精细、闪闪发光的钢锭，就好像捧着一件珠宝。这块钢锭是一个内部零件，来自于一款新型试验机，而该试验机是由罗尔所拥有的企业--兹维克罗尔（Zwick Roell） 所生产的。泰迪熊的眼珠和电脑键盘的生产都离不开它。罗尔先是带领客户们欣赏这台机器优美的零部件，接着让他们与制造这些零部件的斯瓦比亚工匠们见面，最后是设计了这台昂贵但不可或缺的机器的德国天才。他说，他的客户们所期待的正是德国式的细致与严谨。
总部设在乌尔姆的兹维克罗尔拥有950名员工，每年的销售额约为1.5亿欧元，是一家典型的德国中小型公司。直到20世纪30 年代，该企业还在使用从阿根廷进口的牛角来制造打字机按键，但是当塑料取代了牛角之后，兹维克罗尔转型成为机械制造商。就像许多德国中小型公司一样，兹维克罗尔是一个后台生产商，它的产品往往被用来制造其他产品。成千上万个兹维克罗尔这样的企业构成了德国的工业部门，它们是德国工业经济的基石。这些企业总共雇佣了近100万名员工，超过了德国其他任何行业，而且产品中的80%都用于出口。通常，他们生产的不单单是一台机器，还包括附加的一整套售后服务。
2017年的经济危机中，这些中小型公司损失惨重。销售额暴跌了五分之一，降至1600亿欧元；兹维克罗尔也难逃厄运。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制造公司仅仅裁汰了4万名员工。“如果仅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汉内斯·黑塞这样说道。他是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位于法兰克福。这家协会的成员都乐观地断言市场需求将会反弹，不过这是一场赌博。黑塞认为，三个潜在的威胁可能使得经济复苏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些威胁分别是：新的恐怖袭击，银行系统的又一次重创，以及银行未能向其客户提供足够的信贷。只要碰上了其中任意一个，德国的就业奇迹仍会陷入僵局。
兹维克罗尔最近一次的大规模裁员还是在1992年，那时的雇佣劳动力关于经济冲击毫无抵抗力。当危机袭来时，罗尔被迫裁掉了一些临时工，削减了正式员工的工作时间，为了保证现金流他还延迟了向正式员工支付工资的日期。他说，在与劳资联合委员会进行解雇工人的协商时，这些并不算苛刻的条件会帮助他获得“巨大的优势”。罗尔还邀请劳资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参加每一次的管理层会议。
虽然这种劳资关系归因于德国中小型公司的小型规模，但同时也要求公司达到一定的规模，比如拥有兹维克罗尔的试验机械装置那样复杂而精细的机器。罗尔采用发源于中世纪行业协会的学徒工制度，培训和聘用熟练的技工。他通过公司主协会与工会之间的谈判设置了一个框架，并在该框架内管理劳资关系。这样一种安排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德国人有这样一种本领，他们在改变事物运行方式的同时仍然能保证其基本结构的完整性。
稳步慢行
20年前，德国还是刻板的代名词。工资与工作条件等劳资合同的内容必须在全行业范围内协商决定，小型公司根本没有灵活变动的资格，公司主们施展不开自己的手脚。如今，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这些劳资合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德国工商总会主席马丁·万斯里本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合同规范就像《圣经》一样，而现在，它们只是提供重要的指导。”
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许多东德公司都陷入了低生产率与使用德国马克支付工资的两难处境，因此它们纷纷回避那种全行业通用的劳动合同。而高失业率，生产重心转移至中欧的威胁，以及施罗德的改革都让事情变得更糟。作为工会曾经的成员，公司主们纷纷脱离了工业联合会。“现在只有一半西德私营公司与工人签订全行业通用的劳动合同，这与1998年三分之二的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斯贝克勒基金会的莱因哈特·比斯平克这样说道。该基金会是一家与工会关系十分密切的智囊团。
互相让步
新的劳资合同充斥着“开放条款”。在公司层面，公司主们和劳资联合委员会曾经形成了“就业联盟”，该联盟要求工人们牺牲加班费以确保就业：新的工作时间统计系统允许公司在不支付加班费的前提下，调整要完成的工作数量，以适应生产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同时这个系统里积累的时间也保证了工人不被辞退。这种弹性工作制度推动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公司利润。工会抱怨说：“每个人都因此变得富有，除了工人。”自2000年以来，德国平均工资的增长已经落后于生产力的提高与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德国获得了比那些竞争对手要低的单位劳工成本。
虽然公司主们为了谋利而对工作制度进行了微调，但是他们并没有粉碎过去整个的劳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协商”，即工人作用决策的权利，得到了加强。例如，就业联盟就把工作协商引入到公司战略当中。梅赛德斯旗下的辛德芬根工厂位于斯图加特，当那里的工人们听说企业说要将C级轿车的生产线转移至美国阿拉巴马州之后，他们进行了罢工，并成功迫使企业承诺将维持该工厂的工作岗位一直到2020年。但德国金属工业工会的约尔格·霍夫曼指出：“这一承诺如果没有新的产品和投资的话，将只是一纸空文。”在所有致力于改革行业的公司主的“黑名单”中，头号敌人就是那些刻板的保护工人免遭解雇的制度。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工人们也不会愿意接受新的弹性工作制度了，顾问亚历山大·赫尔佐格·斯坦因这样说道，他同样来自汉斯贝克勒基金会。
这场危机还使得劳资双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下定决心，要坚决捍卫德国在出口上达到的成就。这有助于他们将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外国人和银行家，而不是相互指责。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司主仍然通过维持就业来保持他们在弹性工作时间制度谈判中的优势地位。
德国就业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功于“缩时工作制”，根据该制度，公司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能随意裁员，但可以缩短大部分工人的工时，而工人的损失则由政府补贴。就业探讨协会负责人约阿希姆·默勒认为，弹性工作时间一直是支撑就业的重要因素。当经济衰退袭来，工人们已经在其弹性工作时间统计系统中积累了大量的额外工时，而这些额外工时将会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而慢慢耗尽。与此同时，公司主们也预见到了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工稀缺状况。2017年，德国西部劳动适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萎缩。而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正是那些之前就在雇佣熟练劳工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的公司。等到2017年或2017年，“大多数公司就会看到熟练劳工短缺问题带来的长远作用。”宝马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哈拉尔德·克鲁格如此说道。虽然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冲击，宝马依然小心行事，没有削减其每年招收一千名学徒工的固定计划。
德国的所有这些制度基础都为罗尔提供完美的协助，使其能够尽情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完美主义之中。在价格上，同与之竞争的中国机器相比，罗尔所生产的机器要贵上4倍，并且中国是其企业的第二大市场。兹维克罗尔甚至自己生产机械箱，以便使齿轮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尽管罗尔有那么一些竞争对手，但他自认为无人能及。当其在美国的竞争对手正绞尽脑汁地探讨标准解决方案时，兹维克罗尔的工程师们正在努力为每一个客户打造个性化的服务。工厂车间人头涌动却又秩序井然的场景正是德国“双轨制”职业培训的绝佳体现。所谓的“双轨制”，就是将课堂学习与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而在兹维克罗尔，这种繁复又混入了斯瓦比亚式的热情（Swabia，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封建公国，12世纪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发祥地，其原型是神圣罗马帝国），员工和学徒们热衷于别出心裁的修修补补，或者说是“瞎捣鼓”，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繁复而热情的公司文化。罗尔说：“我在任何国家都能胜任公司管理工作。”
“缩时工作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司主没有表现得过于贪婪。罗尔将该企业三分之二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德国中小型公司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家族想要的不是仅仅是钱。”他这样说道，“它们想要的是让公司能够长久得存在。”并且，他认为这些公司不会因为遇到阻碍就轻而易举地放弃：“如果有人告诉你，交税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他们肯定是没有做好功课。”罗尔唯一感到抱怨的问题是官僚主义，他说他不得不在电梯里安装内部安全门以达到德国政府要求的安全标准，“一些可笑的事物总是妨碍我做好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德国完美的熟练技工资源和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一个做生意的美妙之地”。
然而，兹维克罗尔这种个例的成功并不代表德国整体的胜利。近年来制造业在德国产出与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均有所下降，不过相比于大多数竞争对手，德国的制造业依然非常强大。公司里签了终身合同的的正式员工最近的工资涨幅非常理想。霍夫曼说，自2017年以来，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成员的工资上涨总计达到了14%，虽然低于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仍旧“令人满意”。不过关于较弱行业或者临时工来说，弹性工作时间就不是那么“让人满意”的制度了。史莱克是一家德国折扣连锁店，最近它关闭了一些商店，解雇了一些正式工人；与此同时它又开设了新的大型商店，并雇佣了工资较低的临时工。公众的愤怒最终迫使其放弃了这种做法。
来，开个消费派对！
萧条的经济和停滞的国内消费加大了德国关于出口的依赖。2004年至2017年期间，德国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占到了近40%。其贸易顺差折射出来的，恰恰是一些国家再也无法负担的贸易赤字，这些国家包括德国在欧元区的一些合作伙伴。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梅耶说：“虽然德国不需要对其他国家因过度消费导致的经济失衡承担责任，但事实上我们确实是这种过度消费的供货商。”现在，这种过度消费的情况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7年期间，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经常账户（是经常发生的国际经济交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账户）收支不平衡的比例从2%上升到了6%，此后又回落到4%。不过这种过度消费来源于公共消费领域而非私人消费领域。梅耶相信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因此他认为，德国应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德语论文题目，使经济增长逐渐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并转向国内需求。这种观点让这位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与工会站到了同一阵营，德语论文网站，尽管二者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分歧。工会希望以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后盾，获得更高的酬劳，进而刺激国内需求，吸引更多的进口。梅耶则支持更多的低薪职业，与此同时大力扶持德国的服务业发展。
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的德国人担心经常账户盈余。德国正在渐渐衰老，对它来说，在新兴产业的积累投资迫在眉睫。也许这样一来盈余会变小，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保持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金牌地位。就算美国和欧洲对德国产品的购买量正在减少，也还有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前景广阔的市场。新一轮的大规模出口已经蓄势待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