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德国[德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德语论文 责任编辑:茜茜公主更新时间:2017-05-25
提示:本资料为网络收集免费论文,存在不完整性。建议下载本站其它完整的收费论文。使用可通过查重系统的论文,才是您毕业的保障。

  围墙与大厦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德意志是一个在我心底留下许多缺憾的国家。这可能是由于二战留下过多的阴霾所致。任何来自德国的信息,似乎总会被一种令人厌恶的情绪所笼罩。于是关于德国就不再有深层的关注,也缺乏应有的兴致。于是德意志就永远停留在了卡尔・马克思、歌德的《浮士德》和巴赫或贝多芬的小提琴曲钢琴曲的谜环之中。再一深究,发现自己竟然还有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那就是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和《解放》中那俯视纳粹总部国会大厦的场景。虽然那时我在读中学,年龄远远没有达到真实评判好坏、真假的水平,但我确实真晰地记住了苏联红军站在国会大厦顶端欢呼雀跃的画面。
  多年后,当我踏上德意志土地的一瞬,这个画面就自然而然地突兀了出来,像一座突兀的山脉,显得极为清晰。我于是琢磨着如何去目睹那座曾经被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极度争抢又见证过一次次重大事件的国会大厦。
  可最先看到的是柏林墙。
  它是一堵先前用来分割东部柏林和西部柏林界限的墙。因为纳粹的暴行,还因为冷战的思维,这座城市就被当做西瓜一样分割开来了。实际上,它变成了一座分割信息、分割观念和分割人群的墙。
  当然,这也许是当时分割划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因埋葬纳粹法西斯罪恶行径而起,却又因为划归成果转化成了利益分割分争而变异。
  然而,这座墙在1989年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它倒塌得那么突然,那么悲怆又那么令人难以至信。
  是的,它是一座水泥和钢铁筑就的墙。一座试图让墙两边人民都安然无恙的墙。它不宽,也不十分高。它与我们常见的那种围墙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它建设的初衷是否实现了呢?
  墙是历史的产物,但墙也可以本来就不应该有的。诸如,我们一家一户的院墙,为了防贼,为了安全而建,但随着现代城市的崛起,墙不需要了,楼群远远替代了古老的墙的功能。
  最早长城也是秦始皇阻隔外族入侵最好的军事设施,那个充满自信和想象力的始皇帝嬴政,做梦也不会想到,两千年之后,这个大围墙居然变成了人们参观游览的休闲圣地。但是,老实说,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这个博大精深又充满沧桑的大围墙。
  柏林墙只是一座划界的小墙。当然这个小墙也只能代表它的一个小小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历史的一个小产物。
  我静静地观察着遗留下来供人们参观的柏林墙,它的内容还真有些丰富多彩。
  那些涂抹大多是艺术家表现他们心态的绘画。剪纸状的红太阳在闪着蓝光;张牙舞爪的几何状怪人在暄叫争吵;歪歪斜斜的花房子似幼童的布贴或积木,而更多的是奇形怪状的色块、色条在竞相争艳,还有那随意乱喷的字母符号,更使得这堵长长的围墙变成了巨大的展板。
  我想,德国人留下这截围墙不拆除,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这些墙壁艺术家的涂鸦水平,他们肯定还想告诉人们更多的东西,那东西能穿过这截坚硬而又花哩胡哨的围墙,长久地留存下去。那也许就是:记住战争,为和平!
  导游说,这堵墙在1990年之前是白色的。
  终于在穿过绿冠成荫的菩提树下大街之后,我们来到了德国议会大厦门前广场上。浓郁的大片深绿色的草坪,使得广场显得开阔又凝重,冥冥中似乎还透着一种异样的挤压感。
  或许是由于对当年苏联红军头戴钢盔站在大厦顶上的场面记忆深刻的缘故,或许是受到红军战士狂喜的感染,我始终对国会大厦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总之,在我蓦然看见这幢建筑时,我还是暗暗地吃了一惊。
  这是一幢背景沉重的建筑。它勾引出我对一段历史的叩访。
  那个由纳粹自我导演的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就发生在这幢老建筑里。有资料记载,那些纵火的特务就是从后来自杀了的纳粹战犯戈林官邸地下通道进入大厦的,并将罪名强加给了共产党。而那位也因此事声名远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我很小时就因此事占领了我的心灵,成为我敬仰的英雄。
  在莱比锡昏暗的法庭上,季米特洛夫有力的陈述,始终似明灯一般萦绕在我幼小的灵魂深处。以至于多年之后,我还能记住英雄那魁伟的身影,犀利的目光和被宣判无罪的坦然。
  是的,距今七十年的纵火案,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喃喃地自语着。仰望着大厦上那冰凉的石柱,任凭德意志21世纪秋日里温润的阳光的抚摸,我似乎感受到了那种复杂而又渐渐清晰的心绪。
  我静静地收回了目光,审视起安静地徜徉着的日尔曼民众的面容,以及排着长队期待到大厦参观的老外们饥渴的神情,我似乎又猛然悟出了什么。
  时间总能公正地以救世主的身份释然历史。希特勒凭着他的一张伶牙利口登上了德国历史舞台,又通过纵火案实现了独裁统治。但是反过来说,也是从这里开始,希特勒又将自己一步步逼向了死亡深渊。这个狂野的纳粹党魁,后来还是精神崩溃了,终于挟情妇爱娃双双自杀于他的地下室。
  柏林墙与国会大厦虽然坚硬,虽然隐藏着许多秘密,虽然曾经壁垒森严,虽然极忠实地履行过守护的职责,但它们终究是小墙,终究是墙与墙组合出的细碎的阻隔符号。它们永远无法阻隔穿透万物的思想,无法阻隔正义,更无法阻隔时间行进的脉络。
  柏林墙被拆除了,因为它承建的初衷就孕含了将要被拆除的不良阴影。国会大厦就幸运多了,它灰色的墙面显得彬彬有礼又沉稳大方,它华丽的石柱显得既硕粗敦实又严谨肃穆,完全像一件可以收藏的艺术品。当然,它后来改建的透明的圆形穹顶更吸引了世界各地人们好奇的目光,人们也许可以从这里看到德意志民族文明的新内容。
  站在这个圆顶的走道上,游览者可以俯视到德国议会议员们开会的场景,并且绝对真实。
  
  口红粉饼与教堂
  
  看教堂是欧洲之旅的一道风景,就像在国内看佛寺、庙宇和宫祠一般。
  你会被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教堂弄得很疲惫。它们的面孔都极为相近。古罗马穹窿拱顶、高耸的哥特式尖顶、浮华的巴洛克装饰,或者千篇一律的色彩艳丽的花窗。教堂里总是幽深隐秘和昏暗的,虽然有精美的壁画、雕像和象征意义浓郁的圣经故事,你还是永远没法看清里面的饰物,你也永远弄不懂幽幽烛光散射在虔诚教徒心中的感受。
  教堂就这样给了我一个偏执又根深蒂固的印象。教堂永远是灰黯的光线和冰凉的石块的结合体。
  但,我错了。
  这座教堂让我过于自信的经验变得没有了根基和十分懊丧起来。
  教堂难道可以这样建么?
  当我以一个公务活动者身份在它的大门前寻找那些作为教堂存在的基本要素的时候,我真的把它判定为了一个大型商场。虽然在车上,导游一再强调,下一个参观点是威廉一世纪念教堂。我仍然把它理解成了类似国内被导游中途导入某个购物场所的推断。
  它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它太不合常理了。教堂不是从来都是那种严肃而冷峻的面孔吗?
  威廉一世皇帝纪念大教堂,它就这样极其怪异地耸立在柏林市区最繁华的布莱希特广场上,它的周边就是著名的库达姆、掏恩沁恩和康德三条购物大街。它像两幢简洁明亮的现代商厦座落在那片三角地带的交汇点上。
  这个威廉一世大教堂最亮的反判点,就是:那乳白色蜂窝状的结构外墙,让你感到惊奇,比蜂窝状的外墙更为惊奇的就是整个建筑的外形,它居然是女人们日常使用的粉饼和口红。
  只是这粉饼和口红太大了,大得变成了两幢大楼。
  如果不告诉你实情,如果不让你看到大粉饼与大口红中间仍然竖立着一幢破烂的古老教堂的遗迹,谁也不会想到它是教堂。
  是的,这是一座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红军和盟军飞机连续不断轰炸所留下的一片废墟,德国人为了让后人记住那段黑暗而酸涩的历史,将剩余的半截教堂保留了下来,用做纪念和展示。同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废墟边上新建了十分怪诞的口红与粉饼大教堂。

  这确实让人惊异。
  柏林人怎么会突发这样的奇想?按我们常人的思维,它怎么也应该恢复原貌或者至少建一个现代哥特式的翻版。
  然而,不!柏林人偏不这样做。
  从欧洲回国后很久了,这口红与粉饼依然像一股股敬佩的热浪,搅得我心情焦灼。
  在我们正常的思维定势中,事物总是有规律的:急湍的大江总是向东而流的;无休无止的太阳总是每天从东边升起的。它们的定律就像一幅天经地义的图画,没有可以推翻的理由。
  然而,如果我们启用威廉一世大教堂的思维,这幅田园式的法则就会动摇了,就会如一堆烂泥无法扶持。
  试问,大河永远向东流吗?不,中亚腹地的伊犁河就是向西流的,而额尔齐斯河又是向北流的。还试问,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吗?我想,当你了解了天文天象知识之后,你就会说,那其实是一种幼稚而闭塞的说法。
  女人们化妆使用的粉饼盒与口红桶,是一对天然的艺术组合。当初设计者肯定冥思苦想了很久,不然不会用这种小巧方便的造型来涵盖它。
  它的造型太完美了,恰似一幅幽雅的生命组合体;它的功能太完备了,更是以人最美丽的部位,美脸与美唇的最佳搭配中衍生出来的。它们正是女人得以美丽的资本。脸蛋和嘴唇不仅承载了美貌和自信,更承载了多姿多彩又风情万种的大千世界。
  试想,这世界没有了女人那柔美靓丽的脸蛋和红润饱满的嘴唇,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还请试想,这世界如果没有了因漂亮的脸蛋和性感的嘴唇而繁衍出的浪漫爱情故事,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哟?那一定会太平庸了,太乏味了,太混浊不堪了。没有了美,没有了生命的亮点,没有了内心深处的跌宕起伏和心潮澎湃,没有了灿烂耀眼的美丽的喷发,那世界肯定会压抑,会失去支撑,更会失去发展。美就是匀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美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德语论文范文,就是生命运作的万古不变的轨迹。
  美是恒久不变的企求。
  教堂一向是严谨肃穆的地方。教堂沉重如铅的氛围与美丽浪漫的女人香艳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我走进了这个硕大的粉饼教堂。我看见蜂窝状的方格透着迷离的亮光,使得原本就飘摇的烛光更显得漂浮不定,而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仍然在十分痛苦的表情里继续受难。
  教堂是教徒们用来洗礼内心的地方,教堂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些不信教的旅者观光的地方,教堂甚至还可以让凝重的空气中漂游出一些温馨的化妆品的香气,那也未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于是,教堂变成一个粉饼盒与口红桶,也顺理成章。
  我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柏林人在兴建这个现代化风格的新教堂时,肯定也遇到了这种疑虑和困惑,德语论文题目,但稳重的柏林人还是用骨子里的聪明与果敢,击败了踌躇和优柔寡断,坚定地完成了这个举行礼拜和宗教仪式的口红粉饼。他们大约企图让人们在惊诧中记住那段历史,也警示未来。
  求新求异常常是设计者们追求完美的最高境界。但这个境界常常又被深藏不露的传统给湮灭了。这种湮灭是很难超越的。要冲破那古老的传统定律,就必须有极强的撞击力和震撼力,还要有滋生这种撞击力和震撼力的土壤。我想,柏林是不是就有这种成熟的土壤呢?
  我以为,中国是有这种土壤生存条件的,因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和文明所滋生的历史,可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我们又有了太丰厚的历史和传统积淀,我们又被紧紧地束缚和捆绑了。于是我们就会有一个坚强的思维定势,这个定势牢不可摧,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在中国,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任何一个城市看到那些似曾相识的建筑,看到那些千人一面的楼群。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究竟生活在哪一个城市。我们的思维甚至会被那些日新月异的城市建筑弄得轻浮而盲目的狂喜。
  我们可能还会觉得口红和粉饼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没有意思的构思。
  
  飘忽的马克思之魂
  
  理想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它组装着纯洁多情的心灵,也组装着你为它赴汤蹈火的实践。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而庆幸。
  这个理想在我呱呱坠地后就不容选择地一直萦绕在我耳边,它给了我略论和判断事物的基本路径。我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在它的光环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着。我会为这个理想的存在激动不已,我更为这个理想就是我的追求而自豪。
  我来到了德国。我内心深处管涌着一种亢奋,它像汹涌的波涛一样翻滚着。虽然表面上我似乎依然很平静,但这种亢奋其实从确定我将要去德国考察时就隐隐地开始腾跃了。
  这就是马克思故乡所传导给我的最初信息。我的亢奋多半是由于我将要去追寻马克思的踪迹。
  清晨,我们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寻找着什么。
  我们一行人都默默无语。
  可能由于太早的缘故,广场上只有寥寥几个人。除了我们这帮中国人在观看雕塑外,其他人大约都是过路的。
  这是前东德修建的广场。深秋的阳光抚摸着金黄的树叶,散发着一种久违了的亲人般的温暖。几片稀疏的秋叶在殷红的光晕里,轻轻地柔软地在空中漂移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身铜像就座落在广场中央。我不加选择地站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中间,感受着与这位伟人零距离接触的兴奋。我似乎坠入一种崇高的氛围之中,那氛围里有一个自己与伟人马克思肩并肩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大地的画面。那崇山峻岭嵯峨多姿,那湍急的河流舒缓而奔放。
  我知道我这是狂妄的假想。
  我激动的真正缘由,是我人生的初级阶段,七岁至十二岁,就像一个学者似的,曾经把这位大胡子伟人的经历搞得清清楚楚,以至于我的臭名居然是小范围小朋友圈中的马克思通。1965年5月5日,我家从清代名城新疆伊犁将军府旧地惠远搬迁到精河县。我记住了那个特殊的日子。它在我幼小心灵里埋下了伏笔。卡车在天山北坡一个有着密密松林的山坳里休整了,那里叫二台。我在一幢铁皮屋顶的俄罗斯式建筑后面玩耍时,被一种叫蝎子草的植物给蜇了。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自己嚎哭的样子。我被一个和蔼的中年人带进了他的铁皮房子,并涂上了一种特效药。这时,我看见了墙上的日历。5月5日,上面还印着鲜红的大字:马克思诞辰日。我像储蓄所一样瞬间就储留住了这个神圣的日子。于是,马克思与我的搬家与蝎子草就有了一种奇妙的因果关系。
  许多年之后,我站在东、西德重新统一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除了颤动不已的心跳之外,还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曾经认真阅读马克思作品的时间是1973年和1974年。那时候我正在发育也正在寻找深刻的思想。我对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字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时,竟然挑出了一百零八个词汇,天天去我生活的城镇惟一的书店去买可能读懂那些词汇的新书,然而我始终没有买到所需要的书。我还能回忆起马克思与写过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诗人海涅的交往,似乎那是马克思与美丽的燕妮婚后不久在巴黎居住时的收获。那几年,马克思与恩格斯还写出了一部被燕妮称之为渊博的作品,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时,尤其不能让我理解的是,一代伟人马克思,居然会背诵海涅与歌德的许多诗章。多年以后,我似乎才真正品味出了其中的滋味。
  马克思一生始终在一种动态的氛围里游荡。他的生活更是动荡不安的。他常说:要为人类工作。他说到了也做到了。无论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科伦,还是在海牙、伦敦和卢森堡,那些曾经留下他足迹的图书馆、博物馆、宾馆,都会长久地漂泊出一个满脸胡须的智者的动人故事。

  在柏林,前民主德国的遗迹似乎已经淡出了。只有距马恩广场不远处的柏林电视塔,还散射着昔日的辉煌。那电视塔高达356米,曾经是前东德的骄傲和象征,也是欧洲第二高塔。还有沿用至今的卡尔・马克思大道,它依然是一条比较繁华的大街。虽然它不像两德统一后迅速崛起的波茨坦广场那样豪华和气魄,更没有波茨坦广场那样的珠光宝气,但在我的目光里,它总有一种亲和的东西在缠绕,以至于它甚至能穿透时空的阻隔,带我走进那些斑驳而亲切的记忆。
  特里尔是所有对于马克思的记载都会涉猎的地方。因为它是伟人马克思的出生地。从婴儿开始到呀呀学语再到掌握德、意、英、法、俄等多种语言,马克思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对特里尔的兴趣都集中在了布吕肯大街10号――马克思故居上。
  到达特里尔的时候,已是黄昏。夕阳红红地洒在摩泽尔河宽阔的河面上,像是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橙红的浪波泛着星星点点的光泽,恰与不远处浓郁的中世纪古堡形成了一组耀眼而煌煌荧荧的风景。而微风轻轻抚过的金红的葡萄园里,更似一片熟透了的红海,漾溢着一股股醉人的芳香。
  我就在这种醉人的氛围里来到了特里尔。在金红的风景里,我想,这里还真像个红色发源地。
  特里尔其实是欧洲一座最古老的城市。它大约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第一座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地方。浩浩世界,不是所有的古城都能被称为第一的。
  黑门就是特里尔的历史。
  这黑门曾经是古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首府――罗马城的北大门。冷兵器的刀光剑影和黑黢黢的狼烟,使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漆黑的黑石建筑。1984年,喜爱聚会的特里尔人曾经用他们特殊的方式,举行了特里尔建城两千周年的庆典。我想,他们也许喝着那种当地产的白葡萄酒或优质黑啤酒,吟颂着一支连他们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古老小调,在黑门前的广场上昼夜狂欢。
  当然,生于1818年5月5日的卡尔・马克思,也许在烂漫的童年,经常会在这座黑石建筑前玩耍,也许还会在它的某个石块下与青梅竹马的燕妮私定终身,还也许因为有了“黑门”的浮想联翩,才引发了后来那些震撼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傍晚,我们被导游匆匆带领着从市中心步行沿着行人稀疏的街道,拐了几个弯后,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的弧形街面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幢淡黄色墙壁的三层楼房。那是一幢德意志莱茵河地区常见的典型建筑。据说当年这里是布吕肯大街664号,直到1947年特里尔市政府重新修葺时,才将这个门牌号定为布吕肯街10号。
  这就是马克思的故居。
  天色已昏昏沉沉地暗了下来。朦胧中我看见紫色的大门紧闭着,旁边墙壁上悬挂了一个铜牌,大约写着参观时间,而铜牌上方有一个写着阿拉伯数字的小牌“10”。在大门右面两个窗户中间还挂有一张刻有马克思浮雕像的金属牌,雕像下面有几行醒目的德文。导游说,那是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意思。
  我们都感到很遗憾。呼哧呼哧大汗淋漓地跑了好一阵,还是没能步入故居。
  只好在大门口留张影吧,总算有伟人的行踪伴随着我们,也还是快慰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自带的小手电筒,就抓住故居窗台上的手扶栏杆,向室内张望起来。
  展室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书籍和手稿。那些照片大部分是大胡子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具有领袖气质的卡尔・马克思总是穿着笔挺的西服,系着十九世纪盛行的领结。而燕妮则是一身古典的长裙,坦露着美丽的脖胫,完全是一副贵妇人的模样。其实,燕妮正是一个德意志贵族家庭阿盖尔公爵的后裔,她的哥哥曾经是普鲁士国王的内政大臣。然而,她还是执着地抛开了富足,跟随着伟人马克思游走动荡了一生。那照片上马克思的表情坚毅,眼神深邃,而美丽的燕妮则是温柔、热忱和充满了自信。
  马克思故居客厅摆放着那种老式的桌椅和高脚长沙发,木质显得很坚硬。那沙发的后墙上,挂了一幅画。看到这幅画,我眼睛一亮。那是一张中国画。画的是马克思坐在沙发上与三个女儿交谈的情景,那浓重的笔墨一看就是用毛笔勾勒渲染出来的,它形象传神,氛围高雅,十分逼真地描绘出了一个伟人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我向导游证实:那是一幅中国画。
  导游侃侃而谈:来这里参观的几乎都是中国人。
  是的,中国人怀揣着他们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大多是到这里来虔诚朝拜和抚摸理想的。他们都像我一样有着从小就别无选择地建立起的一种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纯真的情感。他们都会在这个伟人曾经留下过体温的地方,深情地吸气,长久地思考并与伟人的思想进行一种光荣的链接。
  导游还说,那一本本肃穆的留言簿,几乎都是中文留言,你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遥远国度里的中国故居。
  马克思和燕妮曾经有过七个孩子,而真正存活并成长起来的就是三个女儿。我曾读过燕妮・马克思的一篇回忆录《动荡的生活简记》,就叙述了他们在十九世纪阴冷的欧洲四处奔走的艰难生活经历。
  当我们一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白天鹅宾馆留影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燕妮.马克思说过的话:比利时的地平线也是一片昏暗……卡尔被释放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布鲁塞尔,并且带着一张驱逐令。
  那是1849年。马克思与燕妮在布鲁塞尔住了三年,而就是这三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白天鹅宾馆写出了作用世界、撼动世界并留传至今的伟大经典作品《共产党宣言》。
  离开特里尔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放亮。安谧的远山飘着一层薄薄的霭气。我们静静地回望着显得有些寂寞的小城镇,谁也没有说话。
  
  拐弯:去斯图加特看奔驰
  
  行程安排里并没有斯图加特。但我们一行常常会谈论德国汽车,尤其在说起满街跑的各种品牌轿车时,甚至有人说得吐沫星子四溅。
  我自然也是感慨颇多。我的感受,一是德国人或西欧人大都收入较高,随便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可能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轿车却档次一般,大约就像国内常见的两厢车。不过,他们依然显得很自信。欧洲人不像中国人那么虚荣,中国人会倾其一生积蓄去炫耀地买一辆高档车为自己装门面,裤兜里可能已经分文不存。二是德国很多城市,出租车全是清一色的奔驰或宝马,这又让我们一阵唏嘘。在中国,前些年只有红夏利,近年各城市都提高了市场准入标准,更换了桑塔纳、捷达或奇瑞,但看到高档轿车跑“的士”恐怕还是稀奇事。
  导游在大家的谈兴中,嗅出了个中味道,说,我可以安排你们拐一个弯顺路去斯图加特,那里有奔驰总部,去不去!
  我们异口同声:去。
  斯图加特是巴登―符腾堡州首府。这里的人口虽然不多,却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我还没有去斯图加特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一支足球队,成绩似乎并不太好,但曾经获得过德甲冠军。而当我真正深入探索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了愕然的神情。
  斯图加特,这个当年曾经被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亚历山大・冯洪堡赞叹不已的美丽山谷凹地,居然有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500多亿欧元的巨大能力,这简直太奇特了。这个数字是泱泱大国中国年GDP的四分之一,是直线上升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年GDP的4.7倍。老实说,当我首次听到这个数字时,我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后来,我曾一次又一次地以怀疑的心态核实过它,但我是徒劳的,我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
  更令我敬慕的还有巴符州的艺术氛围,这里竟然有近千家博物馆。可以想象,漫步在那样一种琳琅满目的博物馆海洋里,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又有选择地观赏自己喜爱的艺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温馨呢?

  是真的吗?我进一步向导游询问。
  严谨的德国人是不会夸大其词的,不然,德国就不会诞生那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喽。导游说着语气露出一些傲慢,这让我稍稍有些厌烦。
  德国的确出产过一批哲学家、思想家。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是不是与德国人严谨有关,我无从考察,但这种现象让人深思。莱辛、康德、马克思、恩格斯、歌德、海涅、席勒、黑格尔、尼采、韦伯、卡西尔等等,他们都是作用过世界的重量级人物。
  斯图加特也不例外,它就产生了著名诗人席勒和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席勒最初在斯图加特当军医并了剧本《强盗》,而于1784年的剧本《阴谋与爱情》,通过宰相儿子与穷音乐师的女儿恋爱悲剧故事,揭示了更为深刻的现实矛盾,思想性极强,并受到了恩格斯的称赞。我在十多年前读过他的另一类作品《论悲剧艺术》和《美育书简》,我被他的美学教育观点所震慑所感动。而哲学家黑格尔,似乎名气就更盛一些,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逻辑学体系、历史学体系已成为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强大支柱。他的哲学警句、名言,甚至被许多后人推崇为座右铭。我对黑格尔的认识,还是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在早年读马恩作品时,总会有一个叫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家在眼眶周围晃动。我终于记住了一个事实:黑格尔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来源之一。后来,当我偶然翻阅黑格尔诸多的《讲演录》时,居然又发现黑格尔的理论甚至也来自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探讨。
  我对黑格尔的一句话很感兴趣。我以为,它可能在骨子里反映了德国人那普通的外表里深藏不露的本质。黑格尔说:只有在日耳曼民族里,哲学才被当作特殊的财产保持着。我想,黑格尔有点狂妄,但也说出了一种自强不息的习惯思维,我们如果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是不是会对中国的发展有益呢?
  当然,斯图加特的融合力与开拓力也是令我震惊的兴奋点。据说,这样一个各国移民占百分之二十的中等城市,居然出版杂志量占全德国杂志的三分之一,图书占四分之一,同时它还有享誉世界的芭蕾舞团、国际巴赫学会和德国文学档案馆、新国家美术馆,甚至举办着著名的欧洲音乐节。
  我终于把目光回落在了国际著名品牌――奔驰之星上。
  戴姆勒―奔驰集团的品牌在2002年全德的品牌50强中名列第一,价值334亿欧元,比排名第二的大众汽车企业高出近一倍。德国五大汽车品牌分别是奔驰、大众、宝马、奥迪和保时捷。
  在柏林的奔驰城,我曾目睹过戴姆勒―奔驰的风采。那就是波茨坦广场的兴建工程。这个由奔驰集团重点投资兴建的城市娱乐中心,在数年间,曾一度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进而,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既豪华又繁华的珠光宝气的现代城。一年一度的柏林电影节就在这个充满奢华的波茨坦广场举行。
  柏林电影节曾捧出了中国的张艺谋、巩俐和章子怡。1988年,由莫言小说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一举获得了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那次获奖打出了中国电影的威名。在2000年第50届电影节上,纯真浪漫又唯美的爱情故事《我的父亲母亲》获得了银熊奖。有趣的是,整个领奖过程有一个精彩的细节,让人难忘。就是由张艺谋扶持起来的著名影星巩俐以电影节主席的身份向导演张艺谋颁奖。张艺谋于是自嘲地说:由巩俐宣布我得奖,我觉得最富有戏剧性。
  在柏林期间,我曾看到一张欧洲汉文报纸,它正在极度推荐导演张艺谋去当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理由是美国演员施瓦辛格当上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推荐。虽然我十分喜爱张艺谋的电影,并且也为他极力地鼓呼和自豪过,为此我还曾遭到过一个基层党委书记的批评,但在中国张艺谋当广电总局局长的呼声肯定是搞笑和不合时宜的。
  乘车来到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大街,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工厂大门前,我们换乘了由奔驰企业免费提供的大班车,在拐了两个弯后,就来到了著名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
  这是一幢三层高的大楼。通透的落地门窗和通透的展厅,显示了奔驰的经济实力,也显示了奔驰高雅的艺术品位。
  它展出的是一百二十多年的汽车发展史。从1886年世界第一批汽车开始,奔驰与戴姆勒就与汽车紧紧连在了一起。那种酷似黄包车的老式机动车;那种曾在1894年巴黎世界首届赛车中夺冠的戴姆勒赛车;那种上世纪30年代生产的豪华跑车;以及世界最先生产的柴油轿车260D、W25银箭赛车和二战前销量最大的梅赛德斯―奔驰170V,都展示了奔驰作为一个超级国际大公司所涵盖的创造力和无穷魅力。
  我们在现代化的录音导游系统――手提听筒的服务下,方便、准确、快捷地观赏着每个细节。那听筒可以随意选择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汉语,甚至还能重复回放跳跃式抽取精彩的章节。曾经令车迷们倾倒的翼形门经典轿车300SL,以它特有的可以展翅翱翔的双翼,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曾乘坐的奔驰600,以极尽的豪华和大气,更让人流连忘返;还有世界第一款安全防护车身的230SL安全跑车和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公务轿车,都像一股股倾泻的光柱,不停地让参观者愕然和心动。
  汽车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摧枯拉朽的进步,也引发了人类探求科学奥秘的激情。一百多年的汽车发展岁月,虽然并不怎么漫长,但却跨跃了人类数千年行走的路程。它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它像一把美妙又万能的钥匙,不断开启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之门;它又像一条叮咚作响的小溪,不断传导给人们清新的快慰和希冀。
  站在世界第一辆现代汽车――1901年生产的35马力梅赛德斯旁,我想到的是:汽车究竟带给人类什么?而当我终于看完车展又站在展厅最低层最新款的奔驰SL600旁时,我仿佛懵懵懂懂地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我想,从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研发的首辆汽车开始,人们就与汽车同生死共缠绵,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爱人般的无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同缸体与活塞,契合得恰到好处,磨合得光滑而细腻,从而释放出一种裂变的力量,使得人类与汽车如比翼的鸟儿一样一起腾飞。
  我还想,人类在汽车的引领下,不仅战胜了蛮荒和粗俗,更战胜了狂妄和自满。汽车让人类变得愈发智慧也愈发的美丽了。
  在奔驰总厂温特土尔开姆厂区的大门处,我看见两位在该厂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听口音像是江浙一带人,一问,果然是温州的。于是就有人问起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说,留学打工是一件辛苦的事,光靠家里资助毕竟不好意思。在斯图加特有许多中国留学生边学习边打工。工厂普遍按小时算工钱,每小时可以拿到八欧元左右。像他们俩运气好,被奔驰这样的著名公司录用,每月连加班费可得2800欧元的收入。如果在其它公司,可能就不行了,包括名气挺大的保时捷。
  望着两位留学生远去的背影,我不禁升起一股浓浓的敬意和淡淡的苦涩。我真希望他们学成后回到祖国一展才华,当然包括在奔驰学来的技术和经验。打工总是会被歧视的,听说在斯图加特就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因与外国人发生争执而客死他乡。
  我知道,在奔驰研发技术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不会满足于无休无止地观看,更不会满足于啧啧的羡慕,肯定会有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将碾压在欧罗巴灰褐色的土地上。

上一篇:德国孕育 异国走红
下一篇:德国买鱼记
免费论文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