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一个单个的人说他自己“我是幸福的”，那么同这个人交往我会觉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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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一个政客，一个德国的政客说“我们的人民是幸福的”，我则会感到一种悚然。自己幸福的单个的人总会对那些没有他幸福的人视而不见，自己幸福的人民常常会把那些没有他们幸福的人民踩踏在脚下。
政客的脸在电视屏幕上神采奕奕。他的目光抬起，如果不在室内，人们现在应当是可以看到一方天空的。
人们没有看见一方天空，但是看见了政客陶醉在自己的那句话中。
我关上电视机。那张脸消失了。那句话悬浮在房间的半空中。书架上，书籍默默地一个挨着一个。我在用目光找寻，暗自希望，书这会儿要是能开口说话该多好，要是能用它们的话来驳斥悬浮在房间半空中的那句话该多好。但愿它们能不断地这样去做。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去做。
布林克曼、法斯宾德、克鲁格、恩岑贝格，他们过去和将来永远不可能像德国足球队在这些日子中那么重要。
房间里，墙变得太白了。光线太耀眼了。椅子太硬了。我只好站起身，毫无目的地穿过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走过城市的街道，审视所有从我身边经过的行人，德语毕业论文，看他们是不是符合那句“我们是幸福的人民”。
一个女人提着两个购物袋。一个男人用劲关上车门。四个男人在艾都咖啡店围着咖啡桌站成一圈，蓝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插着螺丝刀和折尺。一个男人独自坐在长凳上看报纸。
也许他们是“幸福”的。
火车站，一个老妇人，她在拉手风琴，鞋尖上放着一张纸：“我的音乐为穷人而演奏。”商场外面有一个乞丐，帽子旁边有一张纸条：“我失业了，我饿。”
他们不“幸福”。他们不属于幸福的人民。
我买了一份报纸。一篇文章，篇幅比伸开的巴掌还要小，德语论文，但是“德国”这个词出现了十二次。第一句：“这是一个德国年。”最后一句：“世界格局中的德国年。”在头尾之间的句子中，“奥体馆的草皮经过德国绿色大夫的整治，已经焕然一新。”其后又有一句：“草茎焕然一新。”然后是：“胜利是德国心灵的肥料。”
在同一份报纸上，还有一个这样的标题：“联邦共和国在1989年出生的德国孩子更少了。”这篇文章恪守了它的承诺：“德国”孩子的出生是有别于“外国”孩子的出生的：“据统计，在去年死亡的德国人比新生人口多87000人。而外国居民的新生人口则比死亡人口多71000人。”
我合上报纸。那些句子依然萦绕在我的脑中。我倾听了一下手表，它滴答滴答走得很准。指针一颤一颤地从一个数字走到另外一个数字。有三个孩子在内院里玩耍。他们相互不说德语。一个裹着白头巾的女人朝窗户外面喊着什么。
她如果读了这份报纸，太阳穴不知道会怎么跳呢。
这一天渐渐萎缩了，它潜伏了。我在自言自语着有“德国”的词：“德国的窗户，德国的门把手，德国的毛栗子，德国的云彩。”
晚上，德国足球队的男人们在用身体为人民的幸福做着最大的贡献。香槟酒和焰火发出砰砰的声响。
休闲的勇士们靠国家赚足了钱。德国国旗在今夜泛滥。落下了一场雨。飒飒的雨声。雨把旗子弄得粘嗒嗒地湿。一场由沉重的水滴组成的雨。
这是德国的雨滴。
一滴足矣。因为杯子满了。
（倪早菊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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