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享为准则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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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没有银行账号，却有两台洗衣机、7辆小汽车和十几辆自行车。她和其他83位居民一起生活在一个面积1万平米的大院子中。这里是德国最古老的黑森州卡塞尔“下考丰根”公社，已经有28年历史。公社由63个成人和21个孩子组成，被认为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动实验”。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公社居民之间不会以姓称呼以示尊敬，也不会以收入水平衡量个人价值。他们之间直呼其名，共享财富，建立起一种无等级差别的社会经济关系。
西蒙娜加入公社的时候身上带着9000欧元，它们全部流入公社账户，只有她的衣服、两个老旧的折叠式帆布艇和一架电子琴仍然属于她个人所有，其他物件全部归属公社集体所有。她挣得的、从朋友那里获得或是继承的每一欧元，都属于公社。公社有约60人工作，西蒙娜的收入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不可或缺。
公社有十几家自有公司，有钳工车间、建筑规划办公室、日托托儿所、养老院和集体食堂，在院子外有自己的养殖、果蔬种植基地，因此也为大部分社员提供了工作。公社只有少数“社外工作人员”，会为了赚钱不时离开公社。每个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的社员，都可以在公社内成立企业。它必须符合集体的基本准则，必须能够盈利。
公社资金管理
如果西蒙娜想上街喝个咖啡，就会去管理处的丽萨那里，德语论文范文，从抽屉中拿10欧元。公社已经在那里存放现金20余年了。她将自己的名字和资金用途用铅笔写入旁边的账本中。当然，她也可以写邻居的名字或者根本就不写。
以前，放钱的抽屉位于餐厅，每个人都能自由去拿，有些年份最后会有几千欧元对不上账。自从现金库放在管理处之后，公共资金账目对不上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西蒙娜说，从集体账户中偷取就是偷自己的钱。
如果西蒙娜想为她的帆布艇买个超过150欧元的新桨，她就必须在公示板上写下自己的需求。如果有成员不同意，那么他有一周时间对她抱怨。关于这种协商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西蒙娜不能违反其他人的意愿挥霍钱财，其他人也不能禁止她买新桨。
几年前，两名公社成员各自宣布想去度假，然而他们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对很多居民而言，乘坐飞机的奢侈旅行是对公社共同利益的一种亵渎。在协商的最后，一人放弃了他的旅行计划，另一人却坚持去旅行了。如今只有前者还生活在公社中。
公社生活
7年前，西蒙娜搬出公寓，住进公社一间散发着牲畜味道的农舍时，她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我不再有银行卡，也没有个人账户。有人会帮我交税，这很棒。”为此她做出的牺牲是，无法买很多东西。
她可以在食堂旁的公告栏里得知公社的月收支情况和自己的经济状况。例如，月总收入为53038.41欧元时，她和其他83位居民每人有约640欧元的毛收入。即使他们只在成人间分发这笔钱，每人也只能得到约840欧元。在下考丰根，可以买的东西不多。如果她去到城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很想拥有那些摆在商店里的好东西，”她说，“但幸运的是，我很少进城。”
虽然她在公社中可支配的钱很少，但是生活开支也很小。毕竟木工社员为她修理柜子，钳工社员为她修自行车，园艺社员收获蔬菜，厨师社员每天为她做饭――而这一切本来都是要付钱的。此外，她还享受着另一项奢侈。“福尔克，我们需要计较我们的时薪吗？”她问一个端着杯咖啡坐在长木凳上晒太阳的大胡子男人。思索了一会儿，福尔克摇了摇头说：“不需要。”
管理处的丽莎点头表示同意。她曾在卡塞尔大学教书。一年前，她选择退出竞争激烈的高校职场，开始平静的公社生活。对此，她不后悔，“在这里，我一周只需工作20小时，最多30小时。对我而言，这就是富有。”
以前她常常外出餐馆就餐，如果下班太晚也会叫出租车，如今她已经无法负担这些费用。但她也不需要了，因为她现在能够自主决定下班时间，而社员每天都会为她做饭。“而且这里的饭菜味道也越来越好了，因为几乎所有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自从搬进来之后，在购物时她变得更加谨慎，会考虑很久自己是否真的需要一双新鞋。“我的责任更大了。”31岁的她说，毕竟在使用公社资金时，她用的是所有人的钱。
自成立之日起，公社的准则就是：“每个人贡献自己的能力，每个人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些因中风而半身瘫痪，因此不能再在木工工场干活的人，和她享有同样多的财产。丽莎说：“关于我是否真正需要某样东西，我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答案，因为我不是只需要对我自己负责。”
公社中的退休问题
公社已经有两位社员达到了退休年龄。在公社花50万马克买下这个大院子时，尤里就已经是其中的一员了。留着灰白大胡子的他注意到，近年来，在公告板上申请镶牙和购买老花镜的人越来越多。
和丽莎一样，尤里也在管理处工作，照管“养老资金库”，那是一种集体养老金，每月从公社总收入中扣除出来。每个公社成员都买了社保，但是很多人工资微薄，毕竟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几百欧元的月薪已经算高了，因此法定退休金非常少。公社调查得出，社员们希望到65岁退休时至少能得到850欧元养老金，为补足这个差额，“养老资金库”还在不断积累资金。
尤里强调，如果社员在公社内部退休，那一切都没有改变。如同他以前的工资一样，现在他的养老金也流入了公社账户。如果与之相反，他离开了公社，那他每月都能收到属于他的那部分养老金汇款。
“社员年纪越大，重新在外面生活就越艰难。”尤里说。每个人在搬进来时，公社都会以一种契约书的形式确定，他在搬出去时能获得多少钱，一般是在5千-1万欧元之间，不管他搬进来时是债台高筑还是富得流油。如果生活成本发生了变化，契约也要随之变化。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尤里说，虽然到目前为止，所有对于这笔钱的争端都得到了合理的调解，但是争执仍在不断发生。
勤奋者和懒惰者之间的矛盾
在公社，正因为每个社员都是自己的老板，他们的效率有着天壤之别。有的社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月末就会抱怨其他游手好闲的人。尤里自80年代起就知道这种矛盾了，他建议那些勤奋工作的人悠着点别那么累。他会对他们说：“又没人逼你干那么多活。”
然而，公社目前有些月份入不敷出，养老资金库也停止积累了。一些人说，我们公社的经济要发展得更好一些，少数几个在外面工作的社员带来的收入就占到公社收入1/3的局面不能再继续。另一些人则说，我们又不是公社外的人，如果钱不够，那就少花点。
几十年来，尤里对这种模式也了然于心。他的结论是：少盯着别人的人，德语论文范文，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很多社员在自己收入过低时会对公社抱有歉疚感。西蒙娜说：“我担心我的收入过少，我希望自己能给公社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有时这会给我带来压力。”
迪特尔和公社现金的关系却是轻松自在的，尽管据他自己估计，他的支出金额应该属于社员中比较高的，但他并不会觉得心里不好受。不管怎么说，他为公社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我为公社创造收入，同时拿我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简单计算。
他是7年前搬进来的。“为了逃避血腥压榨。”他说。那时他是一名厨师，每周工作60小时，周一到周日不休。如今他为公社成员以及老年护理员、幼儿园做饭，周末可以休息，一周工作30小时。如果他想度假，就会和同事说好，然后离开。尽管他马上就要满60岁，很快就无法像以前一样享受昂贵的度假村旅行，只能乘坐火车去往附近的度假公寓，但他仍然保留着自己度假的权利，尽管有些社员认为这是一种不利于团结的奢侈。
只有很少人像他一样以如此轻松的心态对待公共财产。西蒙娜说：“尽管我喜欢这里，但我感觉自己并不比在公社外更自由，我以另一种方式被束缚住了。”
[译自德国《brand ein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