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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晚上八点,下榻北外宾馆的顾彬,头发花白,身穿深蓝色西服,神情忧郁。
顾彬本来在德国汉学界是一个重量级学者,近两三年来因“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被媒体炒作而成为中国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汉学家。
第二天,记者如约来到顾彬居住的房间,和白天会议上庄重的打扮完全不同,顾彬脱掉了西服,解下了领带,光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忙着给我倒水。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灯光下的顾彬表情严肃认真,让我不禁想起他的诗人身份。在回答问题的间歇中,可以听到顾彬长长的叹息声。
放弃神学,成了一名诗人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这样写道。
让顾彬和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是庞德翻译的李白。那时,原本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的顾彬,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从十六七岁的时候,顾彬开始写诗,还有著作在当时的学生报上。因为参加学校里的朗诵会,他在无意中读到了庞德翻译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这个21岁的德国小伙子读的是英译本,但他的心还是被李白诗歌的优美、典雅所打动。
1945年顾彬出生在德国北方。按照职业规划,作为基督徒的顾彬的人生理想是当个牧师。因为中国诗歌,最后他放弃了神学,成了一名诗人。
当时,顾彬学中文被同学认为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一是中文并不能让他找个好工作,二是封闭大门的红色中国和德国还没能像今天这样密切往来。
在顾彬就读的大学里,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懂中文。霍福民曾经在1940年代在中国呆过5年,跟随胡适等人学习。从霍福民那里,顾彬接受了严格的中文训练。1974年,在老师的建议下,原想去中国学习的顾彬,因为“文革”没有结束而去了日本,在东京他看到了一个唐朝的中国,那里有他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
1975年,作为中国和德国互换的留学生,顾彬获得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校学汉语的机会。
来中国一周后,一位叫马树德的老师给他取了现在的中文名“顾彬”。刚到北京,除了紫禁城的大以外,留在今天顾彬印象里的都是些小事:普通人家里窗台上的大白菜、四道口有家四川饭馆、五道口的北京饭馆。“我特别喜欢吃酱爆肉、辣子鸡丁,还有饺子,配上二锅头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
“北京的一年里,我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2点,一直拼命地学,老师非常非常好,没有骗我们,也没有歌颂什么‘文革’。虽然我们当时也参加了什么批林批孔,但是只是表演,表演完了,走人。”
结束一年的学习后,顾彬回到德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专门教授汉语课程。他现在是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汉学系主任。
俩人一牵手,警察就冲上来
顾彬说自己是个“气管炎(妻管严)”。
他没有想到,因为学习中文,他能够在“文革”年代的中国,娶到一位中国妻子。
从1975年到1995年,顾彬利用每年的寒暑假,频繁往来中国,查阅探讨材料。
“那时候到中国来非常不方便,飞机票也很贵。那会儿只有团体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个人不可以。”顾彬每次来中国之前,都要费苦心组成一个到中国的旅游团。
从1978年到1984年,顾彬当了6年中国行的导游。每次到中国,顾彬去的地方不是风景名胜点,而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这样的文化机构。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有个参考探讨部社会科学咨询室,季羡林、钱锺书等许多学者都去那里查询资料。
正是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顾彬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张穗子。那时的张穗子,或穿着一身绿军装,或一身蓝衣,不爱修饰和打扮。在查阅图书的工作交往中,顾彬渐渐喜欢上这个不引人注意的中国女人。当时,张穗子三十出头,英语学得不错,对西方哲学也很熟悉。
“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北岛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顾彬的示爱方式。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是件引人注目而且危险的事情。顾彬的一位外国朋友,因为和中国人谈恋爱,后来被驱逐出境,中国女友也被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改。
顾彬对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法在白天见面,都是到了夜晚七点后,挑人少、路灯昏暗或是没有路灯的地方见面,北京的冬天很冷,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幸好当时北京的路灯不怎么多,到处都是黑的,我们才有约会的地方。”
他们的恋爱场地在偏僻、安静的公园。“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在公园散散步,白天基本上我们不能在一起出现,如果在街上散步,公安局的便衣会跟在我们的后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牵手了,警察就会冲上来,企图抓住我们。我们撒腿就跑,以非常快的速度,钻进胡同或是在街角把他们甩脱。”
回想起当年往事,顾彬眼睛里满是笑意。“我们都是运动员,公安当时身体不行。”为了安全起见,顾彬和张穗子在出行的时候还骑自行车。“因为当时北京街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们一前一后,警察很难干涉我们,因为他弄不清楚,谁跟谁在一起。”
谈了5年恋爱后,1985年,张穗子终于办好赴德留学手续,就读图书馆学专业。此时,顾彬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与在德国法院工作的妻子离婚。结婚时,张穗子和顾彬给北京图书馆去了封信。
张穗子的信大意是自己将与顾彬结婚,请单位给她开证明,同时交了两年的党费,希望党组织不要开除她的党籍。另一份是顾彬所写,讲述了他爱上穗子的理由,说明自己已离了婚。
莫言欢迎顾彬“继续骂”
顾彬的日常生活像一架精密的机器。
每天早上五点,顾彬就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电脑,把酝酿了几个小时、藏在心里的诗写出来。洗漱完毕、卸了睡衣后,顾彬去厨房给家里人准备早饭,然后送孩子上学,自己去学校上班。到了中午,顾彬再回家做饭,下午上班再写文章,晚上回家吃完饭以后,不是写文章就是搞翻译⋯⋯
周末是唯一的例外,他会带儿子出去玩,或者去超市买东西。
结婚多年,顾彬和张穗子育有两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取名也有中国特色:顾子彬。从双方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平时在家里,顾彬跟妻子说汉语,跟儿子说德语。
顾彬习惯了热闹,害怕孤单。以前,家里除了他和前妻的一儿一女,还有他和张穗子的两个儿子,加上养的猫和狗,这让他非常忙碌。60岁的顾彬已经不敢想象,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离去。“最后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我的危机,那个时候,我已经70岁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这套文学史中,还有《中国诗歌史》、《中国传统戏曲》两部以及《中国古典散文》中将近半卷的书稿,由顾彬执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2000年,终于2017年。随着德国一些老汉学家的离去,探讨中国文学的年轻学者很少。很多时候,顾彬是在为中国文学探讨和推广而“孤军奋战”。
因为看不到人翻译中国文学著作,顾彬经常会放下手中的学术探讨,把时间和心力放在文学著作的翻译上。至今,著作经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作家,数量已经不下100位,其中包括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另外还包括北岛、顾城等大量诗人的诗歌著作。
“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呼救的声音。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不屑一顾,很轻视。我打算探讨中国文学史时,不少中国学者跟我说不应该写这个,他们说这是垃圾,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放弃了,德国就没有人探讨中国文学了。这个声音促使我不断地自我拯救,将中国文学的探讨进行下去。”顾彬对记者说。
顾彬现在随身携带的酒壶是诗人翟永明送的,里面装的是二锅头酒。他喜欢喝茅台酒,但是价格太贵,最喜欢的五粮液经常有假的,因此他现在只喝货真价实的“二锅头”。他把鲁迅的著作叫做茅台酒,把现代文学比喻成五粮液,把当代文学说成是二锅头。
“中国现代文学著作需要很长时间来看懂,慢慢看,像五粮液慢慢品,很有味道；看当代文学可以翻着,看得很快,就像喝二锅头,喝个痛快,没有回味。”顾彬对记者说。
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一些和顾彬有来往的中国作家,和顾彬明显保持了距离。在顾彬几次参加的会议,原来答应出席的几位作家后来都没有出现。这让顾彬不能理解,他不相信今天中国作家的脆弱。妻子张穗子也因此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与那些和他疏远关系的作家相比,让顾彬安心的是王安忆和莫言。在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对于世界文学和中国作家的会议上,被顾彬点名批评过的莫言也去了,在会间休息时,莫言和顾彬握完手后,莫言说：“顾彬教授,欢迎你继续批评,继续骂。”
和许多学者、作家对顾彬观点的激烈回应不同,作家王安忆说:“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听顾彬的话,作为一个汉学家,他有权利他的想法,那么多年来,他那么忠诚地关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爱之深痛之切,说点过激的话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愤怒,我始终想不通,他是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感情的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那么几句话,大家就会这么愤怒。”
为缓和关系,在近几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顾彬也主动提到,在德国现在的文学里,同样也有垃圾文学著作。他对记者表示:“如果我将来碰到我批判的人,我一定会主动找他们,跟他们握手,与他们进行对话,如果他们觉得我错了的话,我会耐心听他们的观点。”
（摘自2017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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