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在德国小镇[德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德语论文 责任编辑:茜茜公主更新时间:2017-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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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一口气讲完,回头看我,我有些惶恐。她接着说了一句歌德般的哲言:艺术,就这样,来源于消遣;是时间,把它们变严肃了。去年冬天的一天,与阿克曼一起吃涮羊肉。阿克曼问:“你愿不愿意去德国住两个月?”我问:“德国哪里?”阿克曼:“不是柏林,不是汉堡,也不是法兰克福,是中小城市。譬如讲,相当于中国的开封或西安。”我看了看盘中的羊肉,羊肉放到北京是涮着吃,放到开封会做成羊肉烩面,放到西安呢,就成羊肉泡馍了,我:“有前提吗?”阿克曼:“有。写几篇博客,中文放到中国的网站,翻译成德文,放到德国的网站。”我:“写多少呀?”阿克曼:“三天写一篇也行,一个礼拜写一篇也行,两个月一篇不写照样行。不然,就没意思了。”平日,阿克曼特别爱说“不然就没意思了”这句话,大概总怕把有意思的事,变成没意思或不好意思。我等的正是这句话,马上说:“行,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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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如今,我来到了德累斯顿。
  
  阿克曼、外祖母和德累斯顿
  
  阿克曼,歌德学院大中华区总院长,身高两米。刚来中国的时候,眼睛是蓝的,德语论文,鼻子是高的;近40年过去,眼睛变黄了,鼻子也变低了,最近又拔牙了,背也驼了,背后望上去,和一个中国老头,也没什么区别。
  我与阿克曼认识20多年了。1993年,有两组德国作家到中国来,访问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到两个中国作家的老家看一看。一组随莫言去了山东高密,阿克曼带着另一位作家威茨帕,随我去了河南延津。到我们村我们家,我外祖母与阿克曼有一番对话。那年外祖母93岁。外祖母:“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8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德语毕业论文,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8分,是8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8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
  分别的时候,阿克曼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合。
  如今,我外祖母已经去世14年了;
  德累斯顿是前东德一座古城,以易北河为界,分老城和新城,和中国一些城市近些年的建造和叫法差不多。在此待了两天,第一感觉是,此地人口味重,无论肉菜素菜,舍得放盐。吃顿饭,回头要拼命喝水。坐有轨电车,常有持一瓶啤酒者,喝一口,抹挲一下嘴,旁若无人,人也熟视无睹。夜晚街头,是青年人的天下,男男女女,皆人手一瓶,边走,边喝,边嚷,边唱。挺好。
  
  她说:艺术的来源是消遣
  
  德累斯顿的地标性建筑,是位于易北河畔的圣母大教堂。最大的博物馆是奥古斯特二世建成的茨温格尔宫。教堂也好,皇宫也好,皆是巴洛克式建筑。墙壁、塔身已被岁月烟熏火燎成黑色,似有百年千年的历史。但同行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皆是假的――1945年,盟军的大轰炸,几乎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这些建筑,皆是战后重修的。
  茨温格尔宫有许多珍贵的藏品,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拉斐尔的画、鲁本斯的画。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作。圣母、圣子、皆望着远方,心事重重、神情忧伤;虽不同于“耶稣上十字架”般的悲怆,或“最后的晚餐”般的诡异,也让人怦然心动。但解说员马上说,“圣母”本也不属于他们,是前些年从拍卖会上买来,专门作为镇馆之用。如此庄严的意境,突然和“拍卖会”联在一起,啼笑皆非之外,让我马上回到了现实。
  这位解说员是位中年女性,也算陕人快语。她接着把我们领到鲁本斯一幅画前。这幅画画的是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但他不是平日的英雄模样,而是喝醉了;旁边虽有人搀扶,仍步履蹒跚。酒精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或一个人想借酒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是百年千年的常态。
  这幅画也让我感动。但解说员大姐马上说,这幅画画出后,卖给当时一个贵族,这位贵族喜欢动物超过喜欢人,不管这人是常人还是英雄,清醒着还是喝醉了,他对鲁本斯说,要想让我买这幅画,得再给我往画上加12头小动物。鲁本斯为了卖掉这幅画,马上说:“行。”便在这画的犄角旮旯,又加了12头动物。大姐不说,我还发现不了这些生灵;一待发现,此画马上显得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大姐又指着对面一幅画说,那幅画是这幅画的翻版,同样是鲁本斯画的。是另外一个贵族看到这画,喜欢,又找鲁本斯来画。但他不喜欢小动物,只喜欢上边的人,于是这些小动物又不见了。
  大姐又带我们走到一不知名的画家的画作前,说这幅画本来是画一年轻女人和一孩子,待年轻女人画出后,一位贵族看这女子长得漂亮,便说,别画孩子了,画我,让她坐我腿上。于是女子便坐在了这贵族腿上。但从画上看,这贵族长得实在太难看了,类似武大郎,便应了中国一句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本来他们身侧的另半面画布,还画着日常的生活场景――当时的桌椅板凳和盘子碗。另一贵族看到这画,也喜欢;但他喜欢的不是人,而是另一侧的盘子碗,便对第一个贵族说,你喜欢人,我喜欢盘子碗,干脆,各出一半钱,一分为二。于是,一刀下去,一幅画成了两幅画。只有人的那幅画饱经岁月和沧桑留了下来,女子一直坐在丑男人腿上,另一些盘子碗不知哪里去了。
  大姐一口气讲完,回头看我,我有些惶恐。她接着说了一句歌德般的哲言:艺术,就这样,来源于消遣,是时间,把它们变严肃了口
  我半天不敢接话。
  出了皇宫,擦了擦头上的汗,我深以为然。
  
  雨中,想起顾城和谢烨
  
  德累斯顿常下雨。不需酝酿,突如其来,说下就下。此地人出门,明明是大晴天,腋下也夹着一把伞。
  雨中的德累斯顿,与睛时又有不同。晴天时,易北河畔数不清的教堂和皇宫,这些巴洛克建筑,显得雄伟、明亮和庄严,现在它们在雨中,皆显得有些肃穆和忧伤。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不分地域和民族,都是生活和历史的写照。
  雨中,我突然想起逝去多年的朋友,顾城和谢烨(英儿)。因为,1992年,我们曾结伴来过德累斯顿。
  1992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德国。同行者有另一位朋友苏童。17年前,中国的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差别还相当明显。在柏林,我与苏童,头一次见到双层公共汽车,夜晚,面对众人和蜡烛,头一次朗诵自己的著作。
  那是一次文学会议。会上,见到了另外一些人,北岛、杨炼、芒克、多多、顾城和谢烨。从年龄和文学年龄讲,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那时顾城和谢烨的家在柏林。
  头一次见到顾城,我颇为惊奇。惊奇的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的打扮。他个头不高,却戴着一顶高高的、圆圆的,类似厨师在厨房里戴的烟囱式的帽子。几天后熟了'我问:“你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看看吗?”顾城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睡觉时,帽子摘下来吗?”顾城答:“那还是要摘下来的。”
  有一天晚上,所有的朋友,到顾城家

欢聚。记得有人喝多了,在唱歌。谢烨忙里忙外,忙完,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微笑。这时有人告诉我,顾城所有的帽子,都是从裤腿上截下的。
  会议结束前,会议召集人莎宾娜,带我们去她的故乡德累斯顿。从柏林到德累斯顿,车要开三四个小时。待到德累斯顿。赶上漫天大雪。漫天大雪中,看不清城市的模样和性格。
  从德国回中国后,大家断了音讯。
  第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顾城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英儿》,让我在国内找一家出版社,并给小说写一个序。
  后来,顾城寄来了他的书稿、图片,和他自己设计的封面图样。还给我写了一幅字,画了一幅画。后来,顾城和谢烨,就在激流岛出了事。
  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外,相当痛心。严格意义上讲,我与顾城和谢烨并无过深的交往;我痛心的是,就算是悲欢离台,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那时的顾城和谢烨,也就三十六七岁,我才三十出头。记得我在《英儿》的序中写道:“我不该是看到朋友离去的年龄。”
  抬头望去,雨中的易北河,像我一样,早已被打湿,匆匆忙忙,向前赶去。它像我一样,出门也没带伞。
  
  土耳其人和河南胖子
  
  在德累斯顿,我常去一家土耳其烤肉店吃饭。
  我住的房子周边,东南西北,有4家土耳其烤肉店。店主皆是土耳其人。我常去的这家,位于超市一侧。烤肉店斜对面,有一小街心花园,是朋克和光头党的天地。一天到晚,男男女女,皆手持一瓶啤酒,地上又码放一排,喝了嚷,嚷累了,倒在地上睡,醒来,又接着喝。
  土耳其烤肉卷有棒槌大小,里面加些烤肉、洋葱、辣酱,味道类似西安的肉夹馍。三块九一份,也不贵。加上一瓶啤酒,七毛。四块六毛钱,也算一顿正经饭。
  烤肉店的主人是个土耳其小伙子。小伙子磕磕巴巴会说一些英语,和我的英语水平差不多。正因为都磕磕绊绊,相互倒起了聊的兴趣。他叫木扎伊,来德累斯顿6年了。见我常去,向我伸大拇指,说我好眼力。因为,他说,德累斯顿所有的烤肉店,数他家的最正宗。又说,再攒两年钱,准备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一天正埋头吃肉卷,他上来一杯土耳其饮料。结账时,我付饮料钱,他跟我急了:“都是朋友,懂吗?”我再去吃饭,看我抽烟,送给我一打火机,看我在纸上写字,又送我一支圆珠笔。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钱换了两苗针,东西不多是个人心。看我不客气地收下,他嘿嘿乐了。
  木扎伊使我想起在北京卖水果的河南老乡胖子。他来北京7年了。年头一长,进水果的渠道比别人畅通,水果鲜、品种多,摊子便大。渐渐成了菜市场卖水果的老大。在菜市场提别人,人不知道,一提胖子,便知道是那位矮矮的、胖胖的、黑黑的河南人。
  胖子已经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了。把家,就安在水果摊后边的几块板子搭起的简易房里。
  我常去胖子那儿买水果,熟了。加上都是河南人,买水果时,胖子常常把我拉到摊位后边,打开一箱新水果,让我挑。有次买水果聊天,聊起各人爱吃什么,我说是饺子,他说也是饺子。胖子拍了一下巴掌,一锤定音:“咱俩对脾气。”
  一天傍晚,我去胖子那儿买鸭梨。胖子见我来了,有些兴奋。我还没说买梨的事,胖子一把拉住我,往他家走。进屋,胖子的老婆,正往锅里下饺子。待捞出一碗,胖子指着说:“尝尝。”
  饺子刚出锅有些烫,我吸溜着吃到嘴里,猪肉白菜馅儿。“不说假话,味道真好。”我说。胖子兴奋了:“我就说嘛。”接着又强调:“我调的馅儿。”又郑重交代:“啥时想吃饺子,就来。”
  这时已是正午时分,在街心花园朋克和光头党的喧闹中,我吃着土耳其烤肉,想起在北京卖水果的胖子。
  我心里,像正午的阳光一样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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