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德合拍的电影《拉贝日记》于4月在全国上映，影片主人公约翰・拉贝凭借自己纳粹党徒的身份，和其他当时留在南京的二十几个西方人一起，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从日军手中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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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战争结束之后，宋美龄希望他能在东京审判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时，曾经在日军刀枪面前无所畏惧的他婉言拒绝了。此时的拉贝，因为自己的纳粹背景，已经遭遇了一次次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南京暴行这样一场恐怖中，有这样一批勇敢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几乎难以幸免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援救出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他们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官。这里要叙述的就是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故事。
外界一般受张纯如女士的作用将拉贝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但按照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邵子平先生的评价，“应该说辛德勒是一个小小的拉贝”。一般认为辛德勒雇佣1200名犹太人做工时纳粹德国已显败象，除商业利益外，辛德勒也有对自己前程的考虑；而拉贝等人保护25万难民则完全出于单纯的人道主义动机，并与德国政府的意愿相反。
日本人有枪，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袖章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曾在非洲工作了几年，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企业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调至南京办事处。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做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
拉贝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离开了中国，拉贝选择了留下，并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
致电希特勒请求帮助
拉贝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他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937年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企业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德语论文，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兵工厂和军火库等。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可怕的形势很快到来。
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当时他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亲自拉起趴在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
拉贝不断地给日本使馆写信，要求制止日军的暴行，但这一切似乎无济于事，在安全区外，新的暴行每天都在不断出现。于是，拉贝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
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儿。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一到那儿，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
而同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企业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
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每个新生儿都会收到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德语论文，当男孩子出生时，便取名叫拉贝；如果是女孩子，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的心，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大夫就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有着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德国元首’的尊崇结合起来。”
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拉贝等人在南京的事迹，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遇。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地自杀。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宣传南京真相而遭盖世太保逮捕
在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1938年，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
拉贝信守了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通过不停演说和反复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之于世。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但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西门子企业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南京暴行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
为维生变卖中国艺术品
后来的几年关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因为他的纳粹背景，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那时的精神状态：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企业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在南京，关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
1946年6月3日，拉贝的纳粹罪名终于得到了免除，精神的折磨总算有了尽头，可拉贝一家的生活依然十分艰难。
南京人民募集1亿中国币
1948年，当南京政府将拉贝的遭遇告知南京人民时，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寄给了拉贝。而这之前，拉贝一家靠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
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两年后，拉贝死于中风。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对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半个多世纪后，这份珍贵的《拉贝日记》才为世人所知。
（摘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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