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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只有一位明确的赢家，那就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其所在政党得票比率最高。但此次选举也只有一位明确的输家：还是安格拉・默克尔，因为她失去了之前的执政联盟伙伴自民党，因此被迫与反对党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只有在选举中得票超过5%的党派才能进入德国议会。本次选举中，有两个党派距离5%的门槛仅一步之遥，分别是自民党（FDP）和新成立的右翼反欧元政党。由于这两个党派没有获得德国议会的席位，逾9%的右翼选民在议会中将没有代表。因此，目前左翼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这迫使默克尔在社会政策议程上做出许多妥协。后果之一是，本届新政府很可能会引入最低工资制（每小时8.50欧元），这在德国前所未有，此前德国的工资问题通常由各社会利益团体协商决定。
德国对欧洲政策将基本不变
然而，在德国对欧洲（特别是对欧元）政策方面，几乎不会发生变化。两党都排斥所谓的欧元区共同债券这一想法，因为它们不希望德国纳税人为别国的开支埋单。
到目前为止，默克尔对待欧元危机的准则一直很简单：需要财政支援的国家有可能得到欧洲的支持，但这是当欧元的稳定面临威胁、且受援国也做出长期努力的时候，才会祭出的最后手段。这一准则在德国联邦议院获得了多数支持，社民党（SPD）也赞同这一观点。人们别指望在这方面有任何改变。
然而，目前已不再需要先前那种规模的（财政）支持了。爱尔兰和西班牙正在退出它们的纾困计划，甚至葡萄牙的情况看起来也明显改善。在欧元区中，大多数以前赤字国家现在正转为经常账户盈余。这意味着，它们现在可以自己偿还债务，因此德国的作用力将会下降。
德国仍然可以（通过拒绝让步）操控的唯一重要事务，就是所谓的银行业联盟（Banking Union）。在这一问题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尚未作出，即是否通过“单一清算机制”（SRM）形式来为银行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网。在这方面，德国的主要政党仍然拒绝为其它国家银行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不过，两大政党也都对未来真正的风险共担理念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对那些目前处于欧洲央行（ECB）直接监管下的银行。因此，谁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长并不是十分重要。德国政府的立场将基本不变。
德国竞争力可能下降
但对欧洲而言，关键的长期问题是，新政府能否增强德国经济的活力？如今，德国被公认是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但其2017年的增长率还不到1%（2017年甚至更低）。如果欧洲最强经济体的增长率如此之低，德语论文，欧洲也无法变得更具活力。那么，德国经济的长期前景如何呢？
10年前，德国被视为“欧洲病夫”。当欧洲其它国家开始复苏之时，德国经济仍处于衰退状态，失业率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赤字高得违反了欧洲规则，金融体系也陷于危机。而10年后，德国却被看成是其它国家的楷模。
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源于政府的行为，还是源于社会利益团体和整个社会对糟糕经济状况做出的反应呢？
在公共财政领域，明显是德国政府发挥了影响。2003年，德国的财政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水平似乎并不算特别高，但在当时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如今，德国实现了预算平衡，而欧元区其余大多数国家的赤字仍然高于德国10年前的水平。公共财政的转变主要源于政府开支的缩减。2003年，一般性政府开支总计达到GDP的近46%，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但在接下来的5年，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被削减了5个百分点。于是，在本次大萧条（Great Recession）前夕，德国成为了欧洲支出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但关于当时德国的关键问题，即明显的竞争力缺乏，德国政府的确无能为力。这在今天很难想象，但在德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几年，由于工资成本较高，德国被普遍认为缺乏竞争力。当该国加入欧元区时，人们普遍担心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德国不再能够调整其汇率水平。但我们现在知道，德国确实重新恢复了竞争力。如今，由于推行结合了限薪和提高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德国甚至被认为竞争力过强。但仔细探讨一下数据就会发现，这个结论只对了一半。
限薪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但它不能由德国政府强制实施。出现这一情况的本质原因是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发挥影响。失业率持续高企迫使工人接受薪资下降和工时延长，而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工资却以2%至3%的速度持续增长。
生产率和改革的情况又如何呢？大约10年前，德国的确实施了许多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但它们显然没有对生产率产生任何作用。现有的数据表明，在过去10年，德国的生产率增速位居最低水平行列。如果考虑到该国服务业根本没有进行改革（外界普遍认为，德国服务行业受到了过度管制和保护），这也就不足为奇。由于激烈的国际竞争，工业领域的生产率多少有所提高。但即使在德国，服务业的规模仍是工业的两倍。因此，德语论文网站，德国有必要对服务业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才能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但由于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国际竞争力和工业问题上，上述改革并未发生。
总体而言，德国“模式”中的确有一些元素对目前欧元区受困的外围国家有些帮助。长期的财政整固首先需要控制支出，而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让边缘人群逐步就业。但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来说，最大的挑战仍然是竞争力。外围国家只有成功实现更多出口，才能重新恢复经济增长。在失业率极高的重压之下，工资水平已经在下降。但这是最令人痛苦的解决之道，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一种更好措施是提高生产率。不幸的是，德国在这方面并非典范。
但幸运的是，眼下债权国正向一些外围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施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范围不仅包括劳动力市场，还包括其服务行业。虽然这些改革起初只是在压力下进行，但实际上，这些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感到乐观的最有力理由。假以时日，改革将提高生产率和经济的灵活性。经过一段时期，彻底实施这些改革的国家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将有所提升。然而，德国似乎正背道而驰，随着新政府引入最低薪资，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采取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改革，德国竞争力很可能会下降。
欧洲国家经济实力排名或许会改变
过去10年欧元区国家命运逆转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人们不应因眼前的困难妄加推断。目前，一些外围国家实施的改革力度，要大于德国处于困境时的改革力度。那些坚持改革的外围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精干”且更具竞争力。而那些没有坚持改革的外围国家（意大利似乎就是如此）将长期陷入低增长陷阱。在未来10年，个别国家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德国无法永远保持其领头羊位置。或许，欧洲国家经济实力排名状况很快又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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