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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政治家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
文化血脉上相融最深、历史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现代化路径上都起了重大影响的两个国家，近代以来却撕杀最烈、摩擦最频、阻隔最远，彼此间最缺乏信任，目光中密布着猜疑与警觉……在人类发展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两个国家――中国与日本。
“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日本人对国家之“势”有着深切认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是与大陆相距甚远的岛国。此种空间距离，再加上文明史上还没有一个岛国能成为文明的创生地，日本人打远古起，德语毕业论文，骨子里就有深深的孤寂感，以及稍有懈怠便可能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畏惧……这种脆弱感亦产生一种内敛的特殊力量，使岛上的这一族无论生死都是一个团体，日本人惟有努力征服所有的困难而不使其失控。
“和”，必然极大地张扬起国力。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从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日本连续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和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和”，又必然表现于秩序。去日本社会观察，相信外国人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秩序。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发现一片废纸，德语毕业论文，一点果皮，更别说一个饮料罐了。当时在场的许多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上用了这样的标题：“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从明治中期开始，从批判初期的开放政策上“全面欧化”出发，日本人转而全面地肯定并坚守本民族有“特色”的东西。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彬彬有礼。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无责任，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接下来扭头而去，该干嘛干嘛。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不一样
在道歉问题上，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早这样做了。只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湿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人，让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无不动容……
很多人都拿德国说日本的事，却忽略了几个事实：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自诩自醉为“圣战”的历史。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政治家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政治家们大都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逢迎一个旧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显出孤立状态，这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园，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战后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杀罪、反人类罪等15项罪名被处死刑。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在1949年后，海峡两岸没有向日本要求真正赔偿，两个政府竞相要求与日本贸易，并取得对方政治上的承认。而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中，为使过去的敌人日本成为东方反共的桥头堡，也尽量淡化此事。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此外，熟悉战后德国历史的人知道，德国的反省与谢罪也并非一帆风顺。
日本关于中国的了解，
甚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
当今的日本，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和法学健全的社会，任何政治主张，只有得到大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后，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和“二战”时代军国主义的日本已是泾渭两河。在日本，极端右翼势力，或者说极端仇视中国的日本人，远不占日本社会的主流；同样，真正对中国友好、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也不是主流。其实，即使在日本的右翼网站和报纸上，恐华排华的言论并不多见。可以说，从千年前“唐风文化”的时代至今，日本关于中国的了解，甚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探讨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警惕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借鉴日本。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
（作者系南昌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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