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一位出生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他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卡夫卡的著作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争议也最多的著作。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卡夫卡却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他曾经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卡夫卡的一生大致经历了想象中国、阅读中国、描绘中国和创作中国这一过程，这在西方作家中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难能可贵的。同时，卡夫卡又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敬重的作家，并且，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也产生过巨大作用，被许多中国作家视为“知音”。因此，研讨卡夫卡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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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中国的关系，既使人感到兴奋、着迷，又使人感到神秘、困惑，而真正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讨，将会发现在这个交叉的世界里处处奇峰异境、风光无限、千姿百态、变幻无穷。正是基于此，有关“卡夫卡与中国”的学术研究会的召开便显得非常必要和及时。2017年10月7日至9日，“卡夫卡与中国”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大学举行，该会议由德国卡夫卡学会、埃尔兰根大学日耳曼文学及比较文学系、埃尔兰根大学汉学系及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联合举办。来自德国、美国、中国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主题会议的召开不仅在德国是第一次，在中国，在布拉格，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因此，这次学术研究会的召开标志着国际卡夫卡探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仿佛开启了卡夫卡探讨的新神话。 卡夫卡
该研究会由德国卡夫卡学会主席阿格纳斯・比特蒙（Agnes Bidmon）主持。她首先介绍了德国卡夫卡学会的基本情况，并致简短的欢迎词。德国卡夫卡学会2017年创立于波恩，后迁至纽伦堡-埃尔兰根大学。德国卡夫卡学会的目标是，为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为学者们展示现今文化和学术时代的这位布拉格经典作家。德国卡夫卡学会积极支持文学学术方面的卡夫卡探讨。因此重点是通过定期举办会议对新生学术力量的探讨给予支持，卡夫卡探讨的专家和年轻的学者可以就一个成熟的主题分别展示自己的探讨成果，并进行讨论。此外，新生学术力量还有可能接触到首发的刊物，即系列丛书《德国卡夫卡学会探讨成果》。此外，德国卡夫卡学会谋求同文化组织、公众机构、教育机构的国内与国际合作，传播卡夫卡的文学意义以及对其著作的新看法、新观点。最后，与其他的文学机构或师资教育创新研究会合作，为更广泛的公众群体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朗诵表演）。这种在文化上和在学术上关于卡夫卡知识的联网、联结和传播亦是该学会的主旨。
学术研究会第一个发言的是埃尔兰根大学的汉学家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他从汉学视角对卡夫卡的著作进行了解读，为此次研究会拉开了序幕。他略论了《易经》、道教等中国文化对卡夫卡著作的作用，并研讨了中西方文化关于“自由”和“命运”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异同。随后，德国卡夫卡学会负责人、埃尔兰根大学日耳曼文学系诺伊迈尔（Harald Neumeyer）教授从日耳曼语言文学的视角出发，和大家讨论了卡夫卡著作中中国元素的象征意义，如《一道圣旨》中皇帝的形象是否象征了中国旧时代的终结？最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任卫东教授从福柯的“异托邦”的角度对卡夫卡著作中的中国概念进行了解读。三位教授从不同视角对卡夫卡著作的精彩略论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每个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都争先恐后地提问，原本三个小时的报告会延长到四个半小时才结束。
在随后两天的研究会上，还有另外十一位学者围绕着“卡夫卡和中国”各抒己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塞尔贝克（Sebastian Haselbeck）将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比作一面反映欧洲历史的镜子，通过论述“政治新平衡”问题，研讨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巨大政治矛盾。来自拜罗伊特大学的迈耶尔（Michael Mayer）教授从迪特马的《在新中国》一书切入，为听众描绘了当时背景下中国的皇权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波恩大学的科尔林（Alexander Kling）略论了卡夫卡著作中出现的双重身份，揭示了卡夫卡将传统与现代、奇幻与现实结合的创作风格。不同于前几位学者，弗莱堡大学的兰达（Sara Landa）女士剖析了卡夫卡对处于政治和文化巨大变革时期的中国的描述，为探讨卡夫卡开启了新的视角。来自特里尔和哥廷根大学的刘慧儒教授从空间和时间、卡夫卡著作的统一性等几方面对《万里长城修建时》进行了文化解读。来自康斯坦茨大学的特维尔曼（Marcus Twellmann）教授揭示了卡夫卡与韦伯的著作之间的隐秘关系，并将二者相互阐发，略论了卡夫卡著作中凸显的官僚主义。来自柏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探讨生院的迪尔姆赫恩（Clemens Dirmhirn）评价了卡夫卡对中国独一无二的描写手法，略论了其早期描绘中国世界的文学创作方式。维尔茨堡大学的穆勒（Reinhard M. M・ller）向听众介绍了卡夫卡著作的空间性和文化灵动性。最后，来自德国哈根函授大学的涅豪斯（Michael Niehaus）教授向听众介绍了中国拓扑学，研讨了拓扑学与卡夫卡创作之间的关系。涅豪斯教授认为，中国就是中间的帝国，这是一个政治理念，而不指真正的中国，因此中国不能作为一个异托邦。涅豪斯教授生动形象的语言让枯燥的知识也变得活泼有趣起来。
卡夫卡的《万里长城修建时》是所有与会学者特别感兴趣的著作。小说写作于1917年三四月间，德语论文题目，没有完成。1919年12月，卡夫卡在《乡村医生》结集出版时将其中的一个片段抽出来，以《一道圣旨》为题先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说稿本是卡夫卡的朋友布洛德编辑整理的，1931年问世。
小说开头写道：“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建起，最后在最北端连成一气。这“最北端”指的哪里？与会学者饶有兴趣：有人说是北京之长城，有人说是沈阳之长城。迪特马的《在新中国》是一本介绍中国地理的书，出版于1912年，书中有介绍沈阳的文字，并附有照片。有学者推论说，卡夫卡应该读过这本书，因此卡夫卡笔下的京城应该是沈阳。当然，亦有学者反驳道，中国长城并没有修到沈阳，因此此说无非是无稽之谈。 《万里长城修建时》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这是卡夫卡放弃用第一人称撰写《城堡》后，他用第一人称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的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这里的“我”是谁？显然不是卡夫卡。这个“我”是中国人吗？是中国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这个“我”难道与卡夫卡没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个“我”包含着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长城之建造等诸多问题。这个我究竟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或者是一个东西方结合之人，但是，以西方人为主，还是以东方人为主？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和热烈的讨论。不过，在我看来，由于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作者的卡夫卡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一眼就看出小说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将小说中的长城看作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只能看作是卡夫卡创造的文本的“万里长城”。
中国长城采用的是分段建筑法，究其原因，则众说纷纭；建造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查无实据。我们的国家如此之大，许多问题其实是含糊不清的。于是有了对于皇帝的御史的传说，有了对于皇帝与百姓的说法，有了对于战争和革命的故事。卡夫卡写作这篇小说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没落帝国的宫殿、寝陵还在。这似乎证明，存在一种误解：那些人还在等待着帝王的出现。帝国的皇宫金碧辉煌，因为只有帝国的皇宫才能用金色，太阳出来，金光四射，这便是帝国的象征。但是，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存在沟通的矛盾，这就是皇帝御史所面临的问题。万里长城既造成地理上的隔绝，也是社会鸿沟和心理鸿沟的象征。卡夫卡心中的中国有两种形象：北方皇帝大一统的中国；南方没有皇帝的自在状态，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通过阅读各种有关中国的译作，譬如卫礼贤的翻译，卡夫卡深知中国的“无为”思想和“桃花源”之境界，这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又多有体现。建造万里长城据说是为了抵御北方民族，但是南方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北方人。“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和平的树荫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目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有学者指出，这里影射的是威廉二世的普鲁士士兵，因为他们见过这一类的图片或照片。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小说的种种略论和阐释，别有新意，饶有趣味。 卡夫卡
正如卡夫卡在小说中所写一样：我们对以上事情有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要想阐述其中理由，则不仅有违我们的良心，而且也休想站得住脚。于是，小说结束时，“对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在某些学者看来，小说的意义有点接近康德的思想：“人类只能做到某种限度的成就。人类仍不能领悟‘整体’之意义，其视界只是断断续续的，其安全是不完整的，他也只能片段地实现其目的。”果然，我们有关卡夫卡小说的精神和意味的讨论尽管很热烈，亦很持久，但最终却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或结果。
在这次大会上，笔者作为特邀嘉宾，做了题为《卡夫卡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言，并在发言中重点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对卡夫卡的吸收与融合的接受史。卡夫卡对当代中国的作用众所周知，但是，卡夫卡对中国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以及形成这种作用或者接受的原因究竟有哪些？笔者以大量的数据、图表、照片、音像资料等加以说明和略论。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作用和塑造远远地超出了一般读者、尤其是国外读者的想象。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作用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文学、电影、音乐、绘画、旅游、餐饮、房产、家具、服饰、装饰等，从“卡夫卡在中国”到随处可见的“中国的卡夫卡”。卡夫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个流行文化符号，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经意间就会猛然间与卡夫卡不期而遇。笔者发言后，有西方学者提问：卡夫卡及其著作关于西方读者和中国读者肯定不同，你认为哪一种阅读和理解更接近真实的卡夫卡？你认为《万里长城修建时》中的“我”是谁？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卡夫卡的著作哪些在中国最受欢迎？如果说存在几种帝国模式，譬如罗马帝国、埃及帝国、中国帝国，中国是帝国的典型模式吗？帝国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中是如何表现的？凡此种种，我以为西方学者将卡夫卡一部纯粹想象性的文学著作似乎当做一部历史文献来阅读了，他们对中国愈缺乏了解，他们愈想从卡夫卡的著作中获得历史的证据或者封尘久远的帝国往事的蛛丝马迹。
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来自多所大学的卡夫卡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德语论文题目，不仅展示其最新学术成果，还互相交流分享各自的探讨心得和体会，并与现场听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研究会不仅促进和深化了对卡夫卡著作中的“中国”的内涵和价值的挖掘，而且通过“卡夫卡与中国”这一纽带，将西方与中国连接在一起，拓展了卡夫卡探讨的新思路，开拓了卡夫卡探讨的新方向，亦让众多卡夫卡爱好者或“粉丝”受益匪浅。在寒风瑟瑟的德国东南部城市埃尔兰根的秋天，我们仿佛听到了卡夫卡在喃喃细语，并隐约地听到他在叙说有关古老中国的种种神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