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权威释义，爱因斯坦是“德国出生的美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德国出生，又拥有美国国籍（其实他还同时拥有瑞士国籍），爱因斯坦到底有着怎样曲折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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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瑞士公民】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乌尔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乌尔姆是符腾堡王国的小城，而符腾堡是德意志帝国西南部的一个邦国。
1894年6月，爱因斯坦的父亲因慕尼黑的工厂难以为继，全家移居意大利米兰。但父亲要求15岁的爱因斯坦继续留在慕尼黑，以完成高中学业。
1895年春，爱因斯坦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教育十分不满。他就读的路易波尔德中学，把学生当成是机器和军人，只许单调地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教育学生以服从为天职。这让爱因斯坦忍无可忍，未等学业完成，不经父母同意，遂中途退学，只身一人离开慕尼黑，去意大利米兰与父母团聚。
多年后，爱因斯坦对德国当时的教育制度仍予以尖锐的抨击：“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从学校与教育，可以观察社会和国家，“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
1896年1月28日，根据爱因斯坦的申请，符腾堡王国政府出具了他放弃符腾堡王国国籍的证明，这意味着，爱因斯坦同时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国籍。
爱因斯坦在放弃德国国籍后，至少有5年时间，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1899年，爱因斯坦申请入籍瑞士，据说，他之所以下决心成为瑞士公民，是由于他爱慕瑞士联邦的政治制度。另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是，获得瑞士公民的身份，可以使他在政府文职机关中获得合适的职位。1901年2月21日，爱因斯坦取得了瑞士国籍。从22岁起直到去世，爱因斯坦始终拥有瑞士国籍。
【德、瑞两国为诺奖起争执】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们看重爱因斯坦这个年轻科学家的声望与潜力，专门派出两位学者去做爱因斯坦的工作，试图以优厚条件吸引他返回德国。一位学者以“祖国”为说辞，劝说道：“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爱因斯坦不以为然。另一位学者则比较理解爱因斯坦的心理，他说：“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造者……”其实，爱因斯坦真正感兴趣的是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充裕的探讨时间，能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地进行科学探讨。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爱因斯坦以44票对2票的优势荣膺科学院院士。1914年4月，爱因斯坦定居柏林，直到1932年12月。
爱因斯坦到达柏林后不久，一战爆发了。1914年8月，德国93名学者和文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书》，公然为德国的侵略行径辩护与粉饰。爱因斯坦的几名同事竟然穿上了德国军服，公然声称：“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是属于自己祖国的。”爱因斯坦拒绝在宣言书上签名。10月中旬，爱因斯坦等4人签署了《告欧洲人书》，这个宣言与前者针锋相对，是一个反对战争的宣言，同时对那些德国文化名流提出了批评。
1915年8月23日，爱因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阐述了他对“祖国”的看法：“我多么想把我们处于不同‘祖国’的同行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小集体不就是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去认真关怀的唯一的‘祖国’吗？难道他们的信念竟要仅仅取决于国境这一偶然条件吗？”他把“祖国”看作是只由国境线区隔的“偶然条件”。
1921年，爱因斯坦在介绍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瑟夫・波普―林卡乌斯的思想时指出：“社会或者国家不是他盲目崇拜的对象；他把社会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权力，完全建立在社会应当给个人的个性以和谐发展机会这一责任之上。”爱因斯坦正是从良知、人性、正义的角度，看待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同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次年，他在从日本回国的船上得到了获奖消息。按要求，在授奖仪式上，获奖人员要由所在国家的代表陪同；如果获奖人不能亲自领奖，可由所在国的代表代领。爱因斯坦出国未归，谁能代他领奖呢？德国和瑞士的大臣都声称有此特权。德国称：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瑞士则说：爱因斯坦是用瑞士护照旅行的。德方拿出证据证明，1920年7月1日，爱因斯坦曾向德国宪法宣誓，他在柏林科学院任职即为“间接的国家官员”，因而属于德国公民。瑞方则称，爱因斯坦1901年就已加入瑞士国籍。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爱因斯坦适时返回，对国籍问题特别作出了两点澄清：一是在加入柏林科学院时，他曾经声明“不要改变我的国籍”；二是不反对“获得德国公民权”的说法。两头兼顾，矛盾得到了解决。
1930年，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从哲学和政治学入手，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观。他指出他的政治理想是“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他认为人本身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随后，他又了《主权的限制》一文，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永不回德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他无法容忍爱因斯坦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犹太科学家对国家事务指手画脚。1933年春天，希特勒的冲锋队冲进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将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爱因斯坦的别墅也被收归国有，他本人则因此时正好在美国讲学而逃过一劫。 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不回德国”的声明：“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学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3月28日，爱因斯坦搭乘的客轮到达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受到了比利时王室的保护。不久，爱因斯坦乘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为躲避纳粹德国的暗杀，爱因斯坦从英国直接返回美国，从此再也不曾踏上德国的土地。
15岁那年，爱因斯坦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是不满德国奉行的军国主义。人到中年，他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曾经的祖国，他毅然宣誓再做德国公民。而当德国逆时代潮流而行，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里，成为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公敌时，爱因斯坦不顾生命安危，再次拒绝了祖国。
德国科学院来信，向爱因斯坦提出要求，要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说句好话”。他们深知，凭借爱因斯坦崇高的国际声望，他的话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当然是对德国有利的作用。爱因斯坦知道，这是纳粹政权要他为其邪恶与暴行粉饰与辩护。4月12日，爱因斯坦回信说：“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对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准则。”
1940年10月1日，爱因斯坦正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促美研制核弹】
很多年后，仍然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一个行为是不可饶恕的，那就是在二战期间，他竟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加快原子能探讨，事实上，美国确实抢在德国前面率先掌握了原子技术。或许在某些人眼里，这一行为应该属于“卖国”行为。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因此，他建议美国“加速实验工作”。
但这封信未能及时引起罗斯福的重视。9月3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二战爆发。罗斯福这才意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随即决定美国“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把我们炸得粉碎……”并于1941年12月6日建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的“曼哈顿工程”。但纳粹德国未等原子弹派上用场，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8月，为避免在日本本土作战中大量美国军人的阵亡，美军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宣布投降，二战结束。
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创立的公式“E=MC?”，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加快了原子弹探讨和制造的进程。
1945年秋，爱因斯坦感受到了内心的压力，他向美国广播企业谈话：“我不认为自己是释放原子能之父。在这方面，我所起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事实上，我未曾预见到原子能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得到释放。我只相信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1952年9月20日，日本《改造》杂志就原子弹问题向爱因斯坦提问。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人的提问显然带有责难性质。爱因斯坦的回答斩钉截铁：“我却感到非采取这一步骤不可，因为（当时）看来，很可能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上进行工作。我看，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它可以选择的余地……”1953年2月22日，爱因斯坦在回复另一封日本来信时也强调：“我的确相信，我们必须防止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万一会单独占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在当时，这是真正的危险。”
遏制“祖国”发展经济与遏制“祖国”祸灭人类，两者性质迥异，爱因斯坦选择的是后者。这两封回信，都强调了法西斯威胁之下的别无选择，反映的都是爱因斯坦开阔的胸怀而非狭隘的“爱国主义”。
【“应惩罚整个德国”】
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庸俗的国家主义者，德语论文，也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基于法西斯德国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他作为一个向来主张宽容与和解的科学家，对德国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
爱因斯坦并不认为，发动二战这样的人类浩劫，只需要惩办以希特勒为首的几个法西斯头子，或审判戈林、里宾特洛甫、邓尼茨等几个战争罪犯，抓几个替罪羊，就能够使人类避免重蹈覆辙。1944年，他说：“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爱因斯坦不承认“人民永远不会犯错”的逻辑，他指出：“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他们把他（希特勒）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希特勒是德国人选举上台的，德国人当然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二战结束后不久，几个德国流亡者准备一个呼吁，批评盟军控制德国的政策。1945年12月6日，德语论文范文，爱因斯坦指出：“我坚决深信：为了使德国工业生产力在很多年内不能恢复，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使德国人今后对原料资源不能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这些资源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使他们变得那么危险。”他的意见，或许会让今天的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爱因斯坦竟同意外国占领军惩罚自己的祖国，控制祖国的经济命脉，遏制祖国复苏和腾飞的可能。但人们恰恰忘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爱因斯坦正是站在人类全局的角度，防止法西斯死灰复燃，防止自己的祖国重新成为战争策源地。
2017年，在�垡蛩固褂谰梅牌�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这一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72年后，德国人明白了，纳粹当政的国家剥夺了国民的自由，才使它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国家应当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作者系文史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