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1895-1968）是一位不为人所熟知的传奇人物。他与张学良有多年的友谊，在东北声望卓著；他在抗战中与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多有往还，由此获得了二战中三份举世公认的最有价值的情报；全国解放之初，他还参与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制定，并指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和国旗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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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德国进攻苏联情报
阎宝航在重庆交际甚广，同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与东北元老人物莫德惠、万福麟等保持密切关系；和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有密切接触；同国民党CC系、复兴社、军统、黄埔系、政学系的头面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也有特殊关系。他正是利用这些关系，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7月，德语毕业论文，希特勒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为达到进攻的突然性，德国采取了许多欺骗方法。1941年春，希特勒为实施突袭苏联的作战计划，密派“狼团”谍报组到东方活动，企图拉日本人一起进攻苏联。日本则摆出架势，明里在苏联东线加紧部队调动，实际上却在暗中加紧作好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备。而德国在狂妄之际，泄露了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一重要情报被阎宝航得到了。
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当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周恩来说，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就是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表示感谢。这就是无法估量的援助。但周恩来记不起来是谁把这情报给他的。他记得，当时得到情报后马上发电给中央，中央转告了苏联。周恩来说这番话时阎宝航在场，会后马上把他1954年写的一份密件交给周恩来。这封信详细谈到了他当年根据周恩来指示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1962年3月6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亲笔作了批示，对阎宝航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阎宝航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蒋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左右约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国民党首要分子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于我这个消息。我立即简单作了报道，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当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道约在一个半月以前。报道事实证明不久以后，罗申特别请我吃了一次饭，当席对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我说：“真的吗？”他说：“我敢随便说谎话吗？”又说：“将来你要到苏联去，你的儿女们将来都可去学习。我可负责供给一切，云云。”1954年春，军委外联处处长蒋克定同志忽而问我：“宝老你从前做过什么工作？”我问：“什么意思？”他说：“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富敏科对我说过，阎宝航同志是第一个最先知道德国攻苏日期的。”
战斗在敌人鼻子底下
1941年底，阎宝航大女儿阎明诗在陕北大生产中劳累过度染上肺结核病，周恩来决定送其回重庆养病，同时协助阎宝航从事地下工作。1942年2月7日下午，阎明诗抵达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当晚，周恩来亲自用汽车送阎明诗回家。
阎明诗回到重庆后，以养病，学习英语、俄语为掩护，为阎宝航担任译电员，高素桐的侄儿高维升担任交通员，来往于重庆与北碚之间。为了不引起当局注意，阎明诗还考入国立艺专学校学习美术，并与她的同学曹酉喜结良缘。起初，阎明诗想在艺专学校买点花生、瓜子请请同学就算举行婚礼。阎宝航认为这样不妥，他说：“我阎宝航的女儿结婚怎么能那样随便呢？”于是他为女儿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
1937年夏，阎宝航的家从南京搬到重庆时，他的一个朋友在重庆七星岗附近闹市区为他们找了一处住房。阎宝航认为这个地方不合适，住了几天就搬到两路口重庆村17号来了。这儿是一个比较大的住宅区。共有17栋楼房，17号是最靠边上的一栋三层楼房。这儿背后紧靠大田湾跳伞塔，中间低洼场地间有一堵高墙，墙外是一条行人较少不能行车的小路，可通到两路口大街。一条山坡路通到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会。重庆村与美国新闻处毗邻，有时可以从重庆村美国新闻处围墙的后面进入院内，还可以从大门走出来。17号的一侧是大夹巷，离后门十几步远的围墙上有一个小门，这是一条通往两路口的行人稀少很隐蔽的路。阎宝航经常从这里迎接和护送周恩来去两路口。之所以选择这里安家，阎宝航完全是为了安全和秘密工作方便。
周恩来非常关心阎明诗从事的秘密工作，并叮嘱她，工作要细心，不能有半点疏忽。外出时在穿着打扮上也要注意。发现有特务盯梢也不要紧张，想办法甩掉他。阎宝航对女儿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回，阎明诗外出执行任务回来，为了摆脱特务盯梢，汽车开到离重庆村17号很远的地方便停下了。当时正下着大雨，她下车后便往家跑，跑着跑着感到高跟鞋很碍事，索性脱下来夹在腋下，一口气跑到家。阎宝航看到她的样子，当即严肃地批评说：“看你这个样子，哪里像个大小姐？”阎明诗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浑身湿透，衣服被雨水粘在身上，脚下流出一摊水，两只泥脚就站在这摊水中间。这样子要是叫特务看见……阎宝航指着窗外对阎明诗说：“你看看外边。”阎明诗凑到窗前，只见三青团中央团部、美国新闻处和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寓所都近在咫尺。阎宝航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而敌人的眼睛就在鼻子上面。”此后阎明诗处处留意，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尽量做得符合“大小姐”的身份。
在国民党的营垒里，阎宝航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秘密地从事着情报工作，营救了许多同志和革命者出狱或掩护他们脱离危险。而他自己实际上也处在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当局的注意。在重庆村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游荡，家里也有人无故闯进来察看虚实。有一回，阎宝航正在和几位同志开会，有两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进来声称抓赌。阎宝航很镇静地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给他们看，警察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但是，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阎宝航，始终是特务的眼中钉。康泽就公开警告阎宝航说：“对于你的情报很多，我还不相信，但不要和共产党接近。”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重庆卫戍区总司令刘峙曾约阎宝航到他的司令部来谈话。阎到时，放哨兵荷枪实弹，林立两旁。刘峙煞有介事地问：“阎先生，我们并非初交，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阎宝航不动声色地反问：“那么你看呢？”刘问及阎的四个儿女去延安等情况，阎宝航大气凛然地说道：“共产党是啥模样？是不是疾呼复土还乡，引领企望白山黑水，力争中原沃野还我中华的，都是共产党？那好吧，我自报一名，今天也就不走了，你还可以加官晋爵。”其实，刘峙并没有充分证据弄清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他又气恼，又无从下手。
“借”来的重要情报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前夕，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的池步洲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这位学数学专业，刚刚从日本归来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略论，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将这一情报上报上级特务机关的过程中，被阎宝航所获知，他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
在苏联将阎宝航提供的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傲慢的美国海军将军们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但是，12月8日，果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1944年夏，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美、英联军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巨大的人员伤亡，德语论文网站，使联军特别是美国对与关东军作战及在日本本土作战所要付出的代价极为忧虑。他们期待着苏联红军挥师东进，对日作战。关东军是日本侵略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日本侵略军的总预备队。即使在太平洋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兵源枯竭的日本不得不把国内应征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的情况下时，驻守东北的一百万关东军也未调出一兵一卒。日本军部甚至准备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仍以东北为基地作最后挣扎。就是这个令美、英望而生畏的关东军，其在我东北地区详细部署的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姓名花名册等全部机密材料，都被阎宝航拿到了。
对于阎宝航如何得到这方面情报的说法很多，但最权威的说法应该是他自己。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地说明过这个问题。原来，他是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钮先铭那里得到的。钮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曾留学日本。阎宝航对钮说，他一直注意日本关东军的情况，想借日本关东军的详细资料探讨一下。就这样，他轻松地把这份情报“借”到了手。■
（摘自《英雄无名――阎宝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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