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的崛起与式微(1810―1945)[德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德语论文 责任编辑:茜茜公主
更新时间:201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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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在“真空”中酝酿、产生和发展，而是必然存在于本国土壤之中。德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引领，大学作为国家机构的政治保障和工业化的助推等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德国大学崛起的生长沃土。然而，德国社会思想观念、政治和经济等若干成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会对大学产生不良的作用。德国思想家中服务国家的观念成份，军国主义通过国家控制大学，大学以服务工业化发展为重任等导致德国大学在理念与现实之间脱节并作用德国作为世界教育与科学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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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柏林大学；学术自由；文化国家；军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7）01-0085-07
一、问题的提出
德国曾经扮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头羊角色，一度是世界教育与科学中心。成立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1]。并且，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其作用远远超出了德国、欧洲的范围，美国对其办学理念的移植与创新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有探讨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由盛而衰，重拾昔日大学辉煌是德国人共同的梦想”[2]。那么德国大学为何“盛”，为何“衰”？阿什比曾指出大学的生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足够稳定的保持其得以产生的理念；有足够的行动与支撑它的社会保持联系。[3]在这两个条件中，前者可以视为大学存在的思想观念维度，后者相当于大学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等构成的现实环境维度。由于任何国家的大学都必然根植于本国土壤之中，因此可以从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维度对德国大学的崛起与式微进行探寻。
二、德国大学崛起的沃土
以19世纪初创建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期，德国大学已经领先于其他国家。德国大学在一战前后迎来了鼎盛时期，表现为拥有充足的资金、著名的教授、完备的设施和卓著的科研成果等。德国大学的发展、领先、鼎盛，与其社会观念、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紧密相关。
（一）观念上的引领：思想观念的准备
第一，德国社会观念的积淀与塑形。德国大学的崛起与其社会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观念对德国大学办学理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由、严谨、忠诚等方面。自由、思辨、严谨、理性的观念传统为德国大学科学探讨职能的确立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准备。虽然“文化没有统一性和系统的结构”[4]，但从德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在早期，其社会观念积淀深受两个方面文化源流的作用：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作用。德国从希腊那里主要汲取文学、哲学上的精神因素，从罗马方面吸收国家和法制方面的因素。前者的文学带有自由的因素，而哲学则带有理性的因素；后者的国家和法制则是代表了严谨，当然还有忠诚。至于基督文化的作用，杜美认为：“在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中，也含有像理性、思想、智慧和不朽等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5]36。
德国人有忠诚、名声、荣誉等传统，这为大学确立纯粹科学探讨奠定了观念基础。忠诚在古代表现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名声和荣誉则是习俗使然；这三者与另外一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勇敢。德意志民族信奉：“人的生命以至财产会随时间一起流逝，但是事业的荣耀、功绩却会永远留存”[5]38。勇敢还与大学的组织准则之一――寂寞紧密相关。在德国文化中，寂寞有着积极的意义，如坚韧、发挥创造力等，并且勇敢还意味着名声和荣誉。诚如德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言：“真正热爱荣誉，就需要在捍卫自己荣誉的同时同样尊重他人的荣誉。不应该忘记勇气（或勇敢）这个词在其完全意义上，不仅指抵抗危险和损害的力量，还意味着快乐与愿望。”[6]272潜心学问需要积极发挥创造性，敢于探究真理，并以坚忍不拔的品质去勇攀学术高峰。勇敢的品质将会带来一种沉稳的“寂寞”――以勇敢的精神进行学术探讨，在充满挑战的探讨过程中坚定学术探索信念，抗拒外界诱惑。
思辨、理性、严谨和自由的传统与科学探讨、学术自由的准则有着内在一致性。思辨、理性、严谨等体现的是主动性和科学所必修的修养：一方面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个人“内心”、“意志”的影响，从而促成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另一方面，理性和严谨恰好适于进行“科学”。真正的科学是心智的活动，是思辨的产物，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世界基础之上。[7]57文学中所传播的自由思想与大学学术自由的准则不谋而合。学术自由指的是聚集在大学中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享有的自由，其指向教学、学习、探讨等个人学术活动中享有的自主权利。[8]德国较早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工商业逐步发展，中小资产阶级追求较宽松的社会氛围，客观上要求自由思想的传播。18世纪末，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新人文主义等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进一步促进了自由思想的传播，这为学术自由准则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观念基础。
第二，思想家的精神引领。创建柏林大学的思想家们推崇自由、寂寞等，这对德国大学科学探讨等准则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影响。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新人文主义思想家，他在大学的任务、组织准则以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贡献颇多。我国学者陈洪捷教授已经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大学的基本组织准则有二，一曰寂寞，一曰自由；提出大学应保持独立的地位等。[7]37-42洪堡虽出身贵族，但受欧洲启蒙思想作用，积极传播法国大革命崇尚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因而对个性颇为重视。对个性的重视与学术工作的创造性和学者的个性及独立人格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崇尚自由和富有个性的学生和教师，无疑构成了“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科学共同体”[9]。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是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辩证唯心主义知识学的创立者。他认为大学应当是“科学应用理智之艺术”的学校；大学的任务在于培养学者；而学者是“人类的教师”[10]43。在费希特看来，不仅大学教师是学者，而且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也是学者，其目的都是为了“科学”。大学拥有“学的自由”以及“教的自由”，同时他也指出，大学最终目标是服务社会。费希特对学者使命的论述，明确地将大学的任务定位在学者的培养――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以学术探讨作为目标追求和至高荣耀。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是新教神学新体系的创立者。他强调大学的任务为“唤起科学的观念”，大学要保持其独立性，大学生享有“精神生活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讲课是共同学术生活的“神圣中心”。施莱尔马赫对“科学”及“自由”的阐释，体现出对未来的科学的接班人的一种期待――大学重视学术自由和关注学生“科学的观念”的唤起。
（二）政治上的保障：大学作为国家机构
德国通过政治保障大学的发展。德国大学拓展了大学职能，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使德国成为世界教育与科学中心。这与德国将教育纳入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国家是文化国家，而大学作为国家机构有紧密联系。德国在国家层面通过制度的改革或设计，从而推动大学的发展。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国家是法治国家――它是自由主义的遗产；国家是文化国家――国家保障教育与科学的自由、发展”[11]115。
事实上，德国比较有作用的教育制度改革可追溯到18世纪。在近代国家中，普鲁士第一个把学校的管辖权从教会方面收回，而把教育作为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12]当时的三位封建君主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威廉二世都极为注重发挥教育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将教育视为国家发达的工具。威廉二世1794年颁布的《全国内政法规》中规定：“各级学校与大学均为国家机关，管理青年人有用知识与科学知识之教育事项。此项机关之设立须经国家之认可。一切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关须受国家之监督并须时时受国家之考验与视察。”[13]可见，德国在柏林大学创建之前，就将大学视为国家机关，并通过政策法令支持大学，改革大学。作为国家机构的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和管理青年一代，并使青年学生毕业后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使命。既然大学是国家机构，也是国家的事业，德国在政治上尤为注重支持和促进大学的发展，德国也因此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在普法战争中落败的普鲁士，抓住了教育革新这一民族复兴的根本，大力支持德国大学改革。在“文化国家”的概念里，教育与科学使国家建立在自由与文明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发展，最终变得强大。[11]201那么德国政府如何保障对大学的支持和管理，促进大学发展的呢？由于大学是国家机构和国家事业，德国政府负责大学的举办和大学运作所需经费，政府还负责选聘大学教授，并赋予他们待遇优厚的公务员身份。总的说来，德国在政治上给予大学的政策性保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德语毕业论文，政府坚持对大学，特别是科学探讨的资助，提升大学的科学探讨能力和水平。贺国庆教授认为，“科学精神之所以能在德国大学牢固地扎下根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支持”[14]63。另一方面，德国政府极力呵护新型大学，促进、支持相应制度的建立，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学与探讨相统一等。也许正是德国对新型大学成长的“呵护”和“关爱”――不仅对大学的发展施予援手，而且还促成或建立了各种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制度，如联邦和州政府对大学的财政资助制度，政府委派校监对大学管理的制度，大学内部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这使大学获得了发展资金，并免受外力干预，迅速发展起来。
（三）经济上的助推：工业化发展的推动
早在17世纪，普鲁士就对商业和工业加以重视。当时普鲁士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除了在军事上增强力量以外，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促进移民、鼓励发展工业、活跃商业等方法，并修建了道路、桥梁，建立邮政部门等。通过这些方法的实施，有力地推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使物质产品逐渐丰富。由于高等教育除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外，还受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德国工业化的发展对德国大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影响。
鉴于德国新型大学对纯粹科学探讨的极度推崇，因而在大学与工业化的关系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大学要适应社会发展。大学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它遵循教育规律发展。德国大学在与德国工业化的关系上，一方面大学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探讨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也使得大学对自身的发展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科学探讨的方向和重点进行调整。
德国经济的发展对德国大学的推动影响表现为对大学的物质支持。德国工业化发展，对人才和科学技术的要求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如人才的能力结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的效率与速度等。但是，德国工商界的各类公司缺乏进行人才培养、科学探讨和技术研发的条件，这些重任落到了大学那里。在国家层面，德国为了保持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加大对大学的资金投入，充实大学探讨所的探讨设备，使得习明纳和探讨所获得大量的经费，大学在建筑面积、设备数量等诸多方面得到发展，也促使大学在探讨方向和探讨重点上更好地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结合起来。在社会层面，特别是1870年以后，不少公司资助大学，与大学建立联合探讨所，共同进行运用科学的探讨，促进技术向产品的转化。大学在公司那里有了更加丰富的探讨素材，甚至直接在公司进行技术探讨和实验。经济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大学的科学探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推动了德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并催生了工科大学。这些工科大学在探讨上呈现出“以技术科学为中心的特点”[15]166。
三、德国大学式微的因素
尽管德国为新型大学的创建提供了生长沃土，且在德国大学改革之初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德国社会思想观念、政治和经济等若干成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会对大学产生不良的作用，使学术自由风气受到践踏，科研水平和成果数量为美国所赶超。其实，创建柏林大学的思想家的某些言论在一定的背景中可能转化为作用大学发展的因素。此外，军国主义传统，大学肩负经济发展重任，导致大学在理念与现实之间脱节。
（一）观念上的“糟粕”：思想弱点的作用
1871年以前，德国尚未建成统一的国家，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人在政治分裂的历史中渴望统一，这在一定程度造就了他们团结、勇敢、忠诚、爱国的性格。然而，对勇敢、爱国、忠诚的过分强调，也易转化为弱点。创建柏林大学的思想家的某些言论在国家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可能为外力“绑架”大学留下“思想空间”，特别是视大学为国家受益工具的思想作用德国大学的持续发展。 洪堡将学校视为国家繁荣富强的工具，强调学校要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洪堡的理想国家是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的国家”；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人的自由不受国家的干预。然而国家广泛甚至是过度地“关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如果一个人经常受“关心”、“指导”，他仿佛容易丧失自主性。“他会认为不需要他操心，有别人在操心，而且相信如果他期待得到别人的领导，并服从之，便万事大吉了……国家的意图也并非十分纯洁，国家不仅有意地要获益，而且至少还另有所图。”[16]那么学校教育不宜受国家的干涉，应该采取“放任主义”。但是，洪堡却希望以学校实施教育拯救国民的灵魂，最终达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的。所以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全面的知识，而且要按每个学生的个性开发其各方面的潜能；学校教育必须不受政治的干预，但却需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17]140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是这也容易为极端国家主义留下了思想空间。正如有探讨认为：“在大学――国家关系这个问题上，洪堡采取了一种折中方式，其理念和实践都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18]。
费希特认为大学的最终目标是服务社会。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上，费希特比柏林大学的其他创建者更为注重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功能――不仅对学者的自由推崇至极，而且还指出学者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即与义务结合。在他看来，应该允许任何人认识到一个人是否满足他的义务。[19]费希特说道：“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10]148他已经把人的行动上升到人类生存的目的来加以阐释，并对德意志民族的现实生活产生了重大作用。即使是在被法军占领的柏林，他依然勇敢、镇定地在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了题为《对德意志国民讲》的演讲，以期唤醒精神和道德上处于腐朽状态的人们，抗击法军的侵略。他说，“我的精神把德意志民族的有志之士从它的一切地方齐集在这里，以便探讨我们共同的地位与境地”[20]。他身体力行，“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战争一开始他就申请随军参战，可是未得到国王的批准”[21]。关于费希特的爱国举动，有赞誉道：“菲氏能在敌兵压境之日，不屈于拿氏之威武，起而为鼓励国人之演讲，时之德人群推为爱国英雄”。[22]费希特并不排斥国家利益的合法性，甚至“赞同马基雅弗利对于国家是强权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个具有发展和扩充欲望的共同体”[23]。他特别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影响，认为：“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虽然封闭，但其最终目标却是服务于社会。大学所培养的正是未来政府各部门的官吏”[7]47。
施莱尔马赫虽然强调人的才能和大学的独立性，但是他并不排斥国家的影响。施莱尔马赫曾经“创造了一种国民教育理论，目的是要把已成为德意志遗产一部分的价值标准和精神传给后代，将共和的精神灌输到国民中去”[17]141。陈洪捷教授也曾提到：“他（施莱尔马赫）深知，大学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等专门学校。其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为国家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官吏，大学的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是国家。”[7]39这其实与洪堡、费希特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学作为国家受益工具的观点。
将大学作为国家受益工具的观点，看似无可厚非。但是，这一观点隐含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学教育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还是以增强国家力量为目的？创建柏林大学的思想家试图通过精神来唤醒德意志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并最终“完成道德上的征服”[24]。可以说，他们实现了这一设想。当时德国大学推崇自由的探讨风气，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然而，在理想的对立面――复杂环境的现实中，大学却逐渐走向了以增强国家力量为目的的那一端，德国统一之后，并加快了该步伐。正如有论者指出――“当德国实现第一次统一之后，人们还是支持和追逐此理想，其原因就已经不是反抗外来势力，而是转变为对抗国内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倾向”[25]。因而，德国大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先生大学’”[18]。不可否认，德国思想家们的理念，甚至是实践都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
（二）政治上的“跛足”：军国主义的作用
与德国社会思想、观念中的弱点一样，政治上的“跛足”也阻碍了德国大学持续发展。或许由于德国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国土边界的不清晰，普鲁士与周边国家的战争频发，甚至被称为“为战争而生，在战争中成长”的国家。因为战争的原因，德国统一之前，德意志民族就具有勇敢、坚强等性格；而德国的发展和安全需要依靠武力，又进一步地塑造了人们勇敢的性格。因此，人们有着强烈的统一愿景；德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维护国家的利益，实施专制主义下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为封建残余提供了“庇护”。德国在政治上没有彻底地实施民主，仅仅是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做了一些让步，采取若干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即使后来有法国大革命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1848年的工人运动等，德国依然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
德国没有建立起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且德国军国主义传统左右其国家政治。军国主义是指为了侵略扩张，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制度。[26]实际上，在国家被置于军事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军国主义最终体现在对人的控制，即将人们的活动纳入其作用范围，包括大学教育与科学探讨。诚如有探讨论述道：“国家的核心是权力。国家绝不是为了公民存在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目的。既然国家就是权力，显然，它能把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一切人类活动都纳入它的作用范围……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将尽可能地控制人们的生活。”[27]大学与国家并非处于同等地位，处于军国主义作用下的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欲望更是强烈。个人会消失，国家却是永恒的，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科学。[28]德国关于军事控制和扩张的偏好可谓由来已久，就连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et）也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使用旧式手段，比这个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都习惯于使用军事手段。[29] 在军国主义的作用下，德国推崇国家至上，国家高于个人，国家高于科学。这主要表现在德国通过国家层面对教育施加作用，进行控制和干预，德国大学“不得不受到当局的政治监视”[30]。德国将教育作为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国家拥有改废教育制度的权力，可以管理、控制、调整大学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具体的途径有经费控制、校长任命、教授选聘及对大学的监督等。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总结道：“在德国，权力完全一头交给正教授；另一头交给教育部长”[31]15。事实上，讲座教授的设立，教授的选聘都归教育部管理，教授即为国家公务员。德国的教授兼具学术人员和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身份，作为学术人员，教授在教室或实验室内几乎拥有绝对的表达和探讨自由，但在校外则不受学术自由的保护，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他们没有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任意言论的自由。[32]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有着牢牢控制大学的权力，只不过在于国家是否经常地干预大学罢了。正如有学者认为：“这样大学校长的任命以及权责，都应该在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在国家意识高涨的时代，连学者都支持这种制度。支持这种制度的，甚至也不限于费希特或黑格尔等理念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也主张教授的聘任权，应该归于教育部。”[33]克拉克・克尔承认：“在德国，州政府传统上都事无巨细地控制着大学”[31]14-15。由于大学作为国家强大的工具，大学是德国实行普遍的征兵制所涵盖的机构。德意志所行征兵制，凡国人皆有服兵役之义务，其国人之数七千万，战时可得兵六百万。[34]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商人等都须进行军事训练，甚至以此为荣，“教师们将自己看作是训练场上的军官，中年商人们自豪地向人们展示其后备役的军官证”[35]。
德国在政治上的“跛足”使得德国教育行政体制呈现出官僚化的趋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Theodor Althoff）（曾任宗教、教育及医疗部教育司司长）自1871年开始主持高等教育事务以来，先是在“阿尔萨斯-洛林，后是在普鲁士及至德意志帝国推行一种国家调控和管理的高等教育及科学管理制度，史称‘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off）[11]105。在“国家导向”的思想主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教育行政体制呈现出官僚化的趋势。陈学飞先生从高等教育管理的集权与分权这两端论述道：“分权管理是德国历史上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一条基本准则，但到了纳粹统治时期，极端的国家主义在教育领域占了上风”[36]。极端的国家主义在教育领域占上风的时期，也是德国大学衰微之时。由此可以说，政治上的“跛足”，作用了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独立自治的实现程度。
（三）经济上的“超负荷”：肩负工业化发展重任的大学
大学通过培育人才和科学探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又作用、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和探讨重点。德国在统一之前，德语论文题目，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德国统一后，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铁血政策”对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实力。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却认为，“与铁和血相比，德意志帝国更多的是建立在煤炭和钢铁的基础之上的”[37]。特别是1870年以后，德国经济的发展对钢铁和煤矿资源的依赖程度极深，这作用到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探讨。
德国新型大学初期推崇纯粹科学探讨，并极力倡导学术自由，坚守独立自治，与社会保持距离、反对国家的干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对煤炭、矿冶业等进行大力扶持，相关行业飞速发展。这些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分工和行业岗位发生变化。国家对这些行业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扶持，使得行业内分工越来越细，由此而设置的岗位也比以往更多，甚至有不少是新岗位。原来只要求具有相关才干的技术员、手工业者操作即可完成的工作，到了1870年前后已经需要高级的技师进行指导或者操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要求获得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的指导，或者技术诊断及技术研发。随着产业的发展，工程师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的需求增加。[38]作为培养人才的德国大学为适应工业化相关行业的发展要求，其学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也随之发生变化。德国大学通过增设专业或院校合并等形式，培养国家工业化发展所需的人才。如柏林技术学院与建筑学院合并，升格为柏林工业大学，开设有采矿、矿冶、建筑等专业，可培养工程学，以更好地满足德国工业化发展的人才需求。在探讨上，德国大学已经注重将科学探讨与工业化结合起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尤其是自然科学探讨。包尔生将此称为“特殊的现象”――“在这方面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从事自然科学探讨的组织，尤其是从事化学探讨的组织，都同工艺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凭着这种关系，科学确确实实已经变成‘金矿’”[39]。虽然德国大学因与工业化紧密联系而获得效益，然而获得最大利益的是德国各行业的发展，而诸如煤矿、钢铁等行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非国家莫属。
德国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矿冶、钢铁等方面专业人才、技术管理官僚；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发展水平和速度的要求，客观上需要获得运用性科学探讨的支持。德国除了改革和升格技术学院，服务工业化发展外，柏林大学等倡导纯粹科学的探讨型大学也开始发生变化。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逐渐地走近社会，服务工业公司发展。对工业化的重视，客观上促使德国大学脱离了理想的大学理念――大学与社会走得越来越近；经济因素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大学开展独立探讨。而是反过来，大学要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业化，为钢铁、煤矿等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黄福涛教授指出――随着德国工业化高潮的到来，无论是近代大学的理念和近代大学的实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高等教育和科学探讨在国家、社会、工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特别是科学探讨逐渐成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得不依靠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巨大“公司”……它不得不在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同时相应地付出某些巨大的代价。[15]168-170德国大学不再像发展初期那样以获得物质支持，发展自身为主，而是肩负着适应、支持工业化发展的重任。大学承担经济发展重任的“超负荷”，使得德国大学在理念与现实之间脱节。 德国大学由于德国社会思想观念、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作用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德国一度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同时，由于其中的部分缺陷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不良的作用，使德国持续地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好景不长，在二战前逐渐走向衰微。德国当前正在实施“大学卓越计划”， 以“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的国际竞争力”[40]，力争在总结本国大学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重振大学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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