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政坛的新起之秀--德国左翼党已发展成为一支潜在的重要力量，深刻作用着德国的政党格局。对德国左翼党的探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2017年出版的由丹·霍夫、迈克尔·科斯和乔纳森·奥尔森合著的《当代德国政坛中的左翼党》一书，无疑是探讨左翼党的重要英文作品。作者在书中详尽阐释了左翼党浴火重生的发展历程，并从纲领、选举战略和表现等方面比较了左翼党与绿党发展路径的差异，同时作者还略论了左翼党在州一级政府的选举和执政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对于左翼党为何以及何以“去激进化”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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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之维：从民社党到左翼党
左翼党的前身是民社党，而民社党是由前民主德国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演变而来。在书中，作者以历史发展的脉络描述了柏林墙倒塌后民社党如何在德国政治体系中拓展生存空间，如何将自己的成就耗尽，又如何定位与寻找自我，以及谋求政治发展机遇。
在20世纪90年代，民社党的主题无疑是生存和自我定位。1998年大选前，是党内的现代社会主义者不断妥协，寻找自己的时期。而在此期间，党的主席格西在推动政党处理其“民主德国”的过去、更好地融入德国的民主政治体系以达成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民社党逐渐发展成为东部德国不满人群的代表，开始保卫东部地区的福利组织以及许多利益团体。就选举政治而言，在1990年第一次面对全德联邦议会的选举中，民社党只获得了全德范围2.4%的选票。1994年大选是民社党发展历程中新的篇章，它不仅使得民社党在东部六个州的地位更加稳固，也增加了党重回联邦议会的信心，民社党也逐渐被接受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党。1998年的联邦议会选举，民社党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它赢得了全国5.1%的选票，首次突破进入联邦议会5%的得票率门槛，获得了37个议席，第一次组成联邦议会党团。1998年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后，民社党与社民党组成了“红—红”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该党在州一级参政的突破。1998年选举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党内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如格雷戈尔·格西、洛萨·比斯基、安德烈·布里等对推进党的前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98年选举后的政治时代，关于民社党而言简单而又直观。民社党基本没有希望进入全国政府，因而它的很多政策提议都未经过实践的考验。民社党的工作就是指出施罗德政府中出现的问题，履行其左翼的纠正功能。民社党坚信自己正行走在全国性左翼政党的路上，并期待其在东部的传统支持者能够继续稳固，进而拉拢社民党和绿党中的左翼人士。[1]（P36）面对2002年的大选，民社党没有给公众以明确的选举战略与纲领，最终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面对生存危机。2002～2017年期间是民社党捡拾碎片，寻找自我的过程。领导集体的大换血，新的纲领和战略定位，以及“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和民社党的积极合作关系，为民社党重新焕发活力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为了走出困境，2017年民社党决定与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正义党组成选举联盟，民社党也将名称改为“左翼党”，拉方丹同意与格西并肩作战开展一场反对施罗德的选举大战。2017年的选举无疑是左翼党短暂历史上最好的选举表现，联合左翼政党成为联邦议会中的第四大党，在全国范围内有8.7%的选票和53个席位。2017年的选举联盟之后，两个政党继续行走在合并之路上，并最终于2017年6月在柏林召开成立大会，庆祝新的政党--左翼党的诞生。
二、体制化的长征：从反对党到体制内政党
所有的左翼政党，无论是各种形式的社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会面临如何“处理”议会民主的问题。是继续反对资本主义，还是融入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90年代的左翼党人。左翼政党是应该反对德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在任何层级上都拒绝参与政府，还是以自己最能接受的方式来塑造德国的政治体制？显然，左翼党并不是在德国第一个面对这样问题的政党。社民党和绿党都从最初的坚持激进变化到最终接受政治体制，进入政府。事实上，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去激进化已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米歇尔就提出“寡头政治铁律”，认为即使是最为激进的政党，迟早也会被精英集团所领导和控制。无论是全国还是州层面，如果政党想作用政治生活的话，政治家就不得不将进入政府视为他们的核心目标，并将这一目标放在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这一趋势不可避免会导致对投票最大化目标的关注，而相应地减少对意识形态的强调。[1]（P51-53）获得议会代表权已成为几乎所有激进左翼政党的目标。关于德国的左翼党而言，虽然处于反对党与体制内政党的矛盾中，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体制化之路，开始了漫长的制度化长征。1998年梅前州的左翼党和2002年的柏林左翼党与社民党分别结成了“红—红”联盟政府，开启了左翼党在州政府的执政之路。
作者用两章分别讨论了左翼党在梅前州政府和在柏林州政府的执政表现，通过略论左翼党内部关系的改变以及政策、纲领来考察这两个州政党不同的体制化路径，评估参与政府对州政党以及联盟党可能产生的作用。州政党内部关系的改变之所以重要，在于无论是领导集体的改变、对政治战略挑战的适应，还是与党内普通党员的互动都将对党的目标战略和政策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这足以解释个别州的特别战略目标和选举方式。[1]（P85）
就梅前州而言，政党内部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州的领导集体希望提出具体政策来缓解梅前州的社会经济问题；二是党内存在低层次的共识，党内的基要主义者对议会中的成员行为持不满态度；三是自2004年后，党内一群激进分子不满于左翼党与社民党的联合政府，希望左翼党返回到反对党的位置。[1]（P85-86）虽然1998年至2002年的联合政府并没有改变梅前州的世界，但还是有少量的改革发生，关于左翼政府最为激烈的批评就是它没有实现其在1998年选举时设立的政策目标。梅前州政府无疑受惠于德国去中央集权的联邦体制，左翼党中央领导集体给梅前州党支部很大的自由空间，因而他们有很大的安全空间开展与社民党的合作，而不用考虑其他州的情况。党内被实用主义的现代改革派的政治家所主导，特别是在什未林（Schwerin）地区。八年的执政经验表明，执政是一件困难和极其复杂的事情，执政环境的变化、执政方式的改变，远比想象中的复杂。[1]（P98） 柏林地区的左翼党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如果说左翼党沿着绿党体制化路径坚实迈进的话，柏林左翼党无疑是最为明显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去极端化、挑战极左翼力量以及试图去制定和作用政策等方面。由于柏林左翼党位于首都，是党内看得见的力量，因而它对自己有着非常明晰的定位，它能够为左翼党进入德国联邦政治体系铺平道路。而另一方面，柏林连接着东西德的独特位置也决定了与其他城市政治的不同。[1]（P99）作者指出，与其他州相比，柏林左翼党更加实用，纲领也更加宽广。究其原因：一是柏林左翼党没有其他选择而必须增加其选举和纲领的吸引力，因为它不仅要赢得原东德地区的选票，还要扩大其在原西德地区的选票。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林左翼党因而就是全国左翼党在整个德国战略困境的一个缩影。左翼党试图通过更加强调自由主义来吸引绿党选民的投票。二是党内不同党员也比其他地区更加乐意接受具有前瞻性的领导集体。三是柏林地区左翼党的领导集体比其他地方更加具有远见卓识，以保证政党能够转变为一个比社民党更靠左的现代社会主义行动者，他们更加强调政策制定与战略评估。[1]（P99-100）在经历了最初的困惑和迷茫之后，柏林左翼党内的现代社会主义者掌控了党的发展方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类似1980～1990年绿党的发展路径，通过自己的实力向其他政党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可靠和值得尊敬的合作伙伴。当然无论关于梅前州还是柏林的左翼党来说，真正对政策的作用力都是有限的，这不仅源于联邦规则的限制，更有复杂的机构和利益团体的作用，以及公众过高的期望。
三、绿党之路：左翼党与绿党的比较略论
在德国的政治谱系中，如果有任何政党和左翼党有相似发展路径的话，那么无疑就是绿党。
通过回顾左翼党和绿党转型和参与政府的经历，作者认为两个政党“正常化”的路径呈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很多方面也有着不同，具体而言：
第一，绿党和左翼党先后体制化的路径是相似的。虽然绿党和左翼党从传统上来说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抗议运动，两个政党拥有截然不同的政党文化，但两个政党的体制化之路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绿党最初也是作为反对党而出现的，从最初州层面的执政，继而在联邦层面谋求执政。绿党经常被党内左派人士指控既牺牲了意识形态，又牺牲了具体的政策。最终，党内反对参与政府只是局限于参政的方式、时间以及具体的政策，而不再是参与政府本身。[1]（P81）像绿党一样，左翼党体制化的长征始于州政府，当然从参与政府那一刻起，党内左派的批评之声就一直没有消失，即使民社党与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合并之后。但就左翼党而言，虽然它一直沿着绿党体制化之路前进，但新的左翼党与1991年的绿党不同，在有可能进入政府的地方，虽然有支持进入政府的共识，但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1]（P81）
第二，无论是绿党还是左翼党，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政党组织。也就是说，政党目标既要考虑全国战略还要考虑州的战略。德国的联邦体制为州政党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州的绿党与左翼党旨在谋求执政，德语论文，而另外一些州政党关于进入州政府仍然持有怀疑态度。可以说，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相当程度的异质性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绿党和现在的左翼党。尽管两个政党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似性，但他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绿党逐渐发展成为向中间靠拢的政党，州层面的异质性逐渐减少；而左翼党却不同，它没有绿党走得那么远，至今没有完成中间化这一过程，党内的冲突和分歧依然存在。总而言之，今日的左翼党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绿党，州政党组织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异同性，这也导致了政治家战略选择的巨大差别。[1]（P156）
第三，外部冲击对绿党和左翼党的不同作用。绿党最大的外部挑战来自于1990年的联邦选举，这次选举最终导致现实派和基要派的分道扬镳，最后一批基要主义者离开党内。继而绿党开始显著地向政治中心靠拢，改变其在政治谱系中的位置，并伴随着深刻的转型，抛弃了之前“反对党”的很多特征。绿党对特定议题的关注也发生了转换，随着核能政策和对外军事政策的改变，绿党也更加关注经济议题。而左翼党最大的外部挑战来自于2002年的联邦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左翼党没有获得进入议会的完全代表资格。但这次选举的挫败没有给左翼党带来太多的变化，左翼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重组和政治生活图景的变化，也没有极左翼分子的离开。左翼党从这次选举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党应该继续巩固和拓展选举基地，德语论文题目，实际上这一战略一直存在。[1]（P82-83）也就是说，与绿党不同，左翼党的执政目标并没有成为党发展的动力，而是纯粹选举的扩大化。[1]（P156-157）
第四，在与社民党的联合政府中，无论是绿党还是左翼党，他们都处于权力关系的下级，这源于他们有限的战略联盟选择。[1] （P157）社民党作为中间政党，有很多的结盟选项，它可以和任何一个政党结成联盟政府。但关于左翼党和绿党而言，只有社民党一个选择，而社民党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呢？“红—红”联盟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出现：社民党与其他政党的联合都不可能实现；若社民党与左翼党结盟，社民党能获得最大的回报；社民党与左翼党的分歧较小，并且每个政党内部都不排斥对方。[1]（P83）
综上所述，《当代德国政坛中的左翼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德国左翼党翔实的史料，作者从政策与纲领、选举与投票、领导人内部斗争、意识形态等方面梳理了社民党以及新左翼党的发展历程，涵盖了政党探讨的诸多视角。作者在其他学者探讨基础上，从政党的三个主要目标即谋求政府职位、政策偏好、投票最大化来试图解释左翼党的政党行为，研讨左翼党如何寻找自己的政治步伐。作者还通过左翼政党“去激进化”这一略论框架来解释德国左翼党意识形态、纲领和战略的复杂性，研讨了纯粹意识形态左翼政党的发展空间，以及左翼党不可避免地接受议会民主和由领导人主导政党生活的趋势。该书的一个亮点莫过比较探讨的视角，在理论略论的基础上，作者分别考察了左翼党在梅前州和柏林州的不同政策纲领和在州政府中的执政表现，以及处于在野党地位的其他州左翼党的近况。而左翼党与绿党体制化路径的比较探讨，也为我们对反对党如何转型成为体制内政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使我们对左翼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有了更为明晰的答案。
当然，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来描述德国左翼党选举政治表现，以及围绕选举政治党内对于政策纲领、选举战略、核心议程以及是否参与政府的争论，等等。而关于探讨左翼党的一个重要视角--意识形态的维度，即左翼政治的视角关注不够。笔者认为无论是社民党，还是左翼党，都对德国长期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也能较好地解释左翼党如何能在21世纪初在德国的政党体系中站稳脚跟。另外，书中对德国左翼党的探讨止于2017年，而近几年来德国左翼党发生的重大革新未能纳入探讨范围，则是小小的遗憾。同时，若能与欧洲其他国家左翼党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探讨，则会大大拓宽我们的探讨思路和措施。就德国左翼党而言，其短暂的发展历史不足以让我们对其未来的发展作出任何预测，但无可置疑的是，左翼党已经在德国的历史上成为社民党需要非常严肃认真考虑、潜在和长久的左翼合作伙伴。而当代德国政党体系的可延展性也为左翼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在德国政治地图上，左翼党终将留下自己的脚印。
参考文献：
[1]Dan Hough，Michael Koss，Jonathan Olsen， The Left Party in Contemporary German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本文系国际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探讨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探讨生）
责任编辑：彭安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