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是中国川剧艺术中塑造人物表情的一种传统特技，主人公通过一瞬间脸谱的变化，来体现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和情感色彩。如今，用“变脸”来形容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华政策的特性再贴切不过了，她对中国及其领导人认知的过程也曾经历了“变脸”，德国的对华政策同样也有一个起伏和调整。但值得庆幸的是，默克尔的“变脸”是成功的，为雨过天晴的中德关系留下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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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默克尔欲改变中德关系
既有的传统局面
中德于1972年建交，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密切得益于科尔和施罗德两任德国总理。科尔时代（1982～1998年），德国政府于1993年9月率先在欧洲出台了“新亚洲政策”，将亚洲特别是中国列为其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的新重点。为此，科尔总理于当年11月冲破西方对华政治制裁访问了北京，德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德经贸合作走向全面发展。施罗德时代（1998～2017年），德国政府重视对华关系，高层交往密切，中德合作全方位展开。2001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亿美元大关，达到235.26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30.7%。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修订了亚洲政策，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2004年中德两国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开创了中德关系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
回顾中德关系发展的这段历史，无论是德国基民盟领袖科尔还是社民党领袖施罗德，在与中国交往中表现出三个共同点：其一，在主政德国期间，他们都比较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科尔总理四度访华，施罗德总理六次到访北京，他们不但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且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大局观和把控能力。其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深入，都意识到坚持一个中国准则、不干涉中国内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当了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领头羊，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盟出台的几份重要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1995年）、《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1996年）、《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2002年）以及《欧盟对中国政策文件》（2003年）等，大都与德国领导人的推动有关。这些文件强调支持中国的全面改革，加强欧盟在中国的存在，中欧需要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开展合作。其三，他们在与中国交往中都坚持“以商促变”，奉行实用主义，不断增强中德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和互补性。正因如此，他们既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又从双边经贸合作中为德国谋取到了巨大的实惠。
2017年11月默克尔继任德国总理后，德语专业论文，德国政坛迎来了“女强人”时代。上任之初，中欧舆论普遍认为默克尔将会继承德国两位领导人的对华政策，不会在处理中德关系上出现大的起伏或问题。中国部分学者也认为，德国总理的变动对中德关系作用不大，将在稳定基础上略有微调。2017年5月，默克尔在首次访华时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德国新政府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然而，接下来她在对华关系中做出的一系列不明智举措，不仅使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而且暴露出这位德国新掌门人欲破中德关系原有局面的政治意图。
“变脸”：价值观外交一度左右
德国对华政策
在默克尔执政的前两年（2017～ 2017年），中德关系发展超出了中欧舆论的普遍预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裂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德国在对华政策上一改常态，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了不少措辞严厉的论调。例如，德语论文，2017年10月，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议会党团通过了一份“新亚洲战略报告”，声称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在对中国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强调德国应在亚洲搞平衡外交，更多地重视印度、日本及澳大利亚，并且与美国一道“共同致力于使亚洲不会因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崛起而导致不稳定”。其次，围绕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宗教自由及人权等问题，默克尔本人也了一些过激的、非理性的对华言论。她批评中国汽车业对德国同行的抄袭和模仿，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同时声称“欧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中国”，欧盟必须勇敢地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必须为它的崛起付出“公平的代价”。再次，作为德国总理，2017年9月她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进一步刺激了中德两国政治关系的敏感神经。在她的带动下，德国主流媒体曾一度掀起了“中国技术剽窃”的大讨论，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她的误导下，欧洲议会再三通过反华决议，包括2017年9月通过的维持对华武器禁售决议；在她的作用下，2017年10月欧盟委员会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强调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在华知识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并结束被迫的技术转让”。虽然不能把这段时期中欧关系出现的波折或问题都归咎于默克尔，但作为欧盟的领导者，她的所作所为的确使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一度出现“倒退”。而步其后尘，以种种借口会见达赖喇嘛的还有法国及英国领导人。
德国对华政策的“变脸”绝非偶然，乃内外因素综合使然。从客观上讲，这同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欧洲的衰落所形成的心理落差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主观因素――同默克尔本人推崇的价值观外交以及“欧洲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同美国领导人小布什一样，德国的“铁娘子”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出身于东德一个牧师家庭，自幼受到西方宗教价值观的熏陶。她和小布什在执政理念上很相似，都喜欢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制定对外政策，都突出强调欧美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及西方人权观。默克尔多次表态，伙伴关系只有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理念基础上才能有长久生命力。照此逻辑，中德虽然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因而必然会出现观念碰撞和理念异同。从这个视角上看，默克尔的确推崇西方价值观外交，在上任初期缺乏与中国交往经验的背景下，试图以价值观外交来左右对华政策，一些有损中欧关系和中德关系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 默克尔对中国的“变脸”做法，引发了欧洲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及驳斥。他们并不赞同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人权、环境和民主的批评，更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欧洲社会的根本利益。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西方人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以为是”，他在其作品《中国邻居》中写道：“上帝并没有赋予任何人认为西方文化更加优越和中国必须听取其教导的权利，相反，也没必要传播害怕中国的言论。”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桑特施耐德表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欧洲人在中欧关系辩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目空一切、固步自封的态度，“其症结在于，我们欧洲人认为我们有权要求亚洲朝哪个方向转变。一旦亚洲人走自己的路，我们就感到失望和震惊。”从这个意义上讲，默克尔固有的价值观及心态问题的确作用了中德关系的健康发展，德国大联合政府外长施泰因迈尔就曾批评她“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回归”：对华理性外交/实用主义
尽管默克尔执政前期中德关系、中欧关系都因她一度不明智之举而受到作用，出现波折和一些问题，但所幸的是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是具有自我纠正、理性思考的能力的，能够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并给予调整和解决。默克尔从2017年开始转变对华态度，一方面淡化中德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为改善中德关系做出实质性努力。
2017年西藏发生了“3・14”暴力事件，按默克尔之前的一贯思想她应会谴责中国政府的言论，但恰恰相反，她比较理性的对待这一事件，并且明确反对因此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极端言论。2017年10月至今，作为德国总理，她五次到访中国，与中国两届政府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交往和个人友谊，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在经济层面，她着力加强中德间大项目的务实合作，进而推进中欧经贸关系向前发展。2017年中德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到2017年，双边贸易额上升到1616亿欧元，成为中欧经贸合作的楷模。在德国的推动下，中欧经贸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欧盟目前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截至2017年年底，欧盟对华累计投资额超过900亿美元，中国对欧盟累计投资额达到350亿美元。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德政府加强合作应对危机，对危机的化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也频频到访德国，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向默克尔总理表示，中国需要“德国质量”，德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速度”，双边关系应“超越买卖关系”。在文化、教育及科技层面，中德及中欧关系的交往也十分频繁，成绩斐然。
综合观之，默克尔总理在对华政策上的“回归”是成功的，她从价值观外交、“欧洲中心主义”回归到理性外交、务实外交，也是由以下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她曾经奉行的价值观外交在对华交往中受挫，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感；另一个是欧债危机以后经济因素在德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凸显，只有与中国务实合作，才能有效克服欧债危机带来的负面作用。默克尔希望中国扩大对德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投资，协助德国化解危机、共渡难关；第三是欧洲及德国不少经济界人士对默克尔的中国政策十分不满，认为它严重损害了德国国家利益，持续向她施加压力，她必须倾听民意、顾及这些人的经济利益。第四个因素是她本人的觉醒也很重要，她逐渐意识到过去其对华政策存在错误和缺陷，如不及时调整和修正将会危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这位德国“女强人”最终选择回归理性外交，并且其“柔性外交”背后隐藏着德国现实的利益诉求。如今默克尔已深深懂得：无论是应对欧债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还是德国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无论是在全球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维护德国的能源安全，德国和中国相互都离不开，互谅互鉴、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上上策。这就是默克尔经历了“变脸”后的经验总结和成熟之道。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探讨所探讨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