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笔下的“美狄亚”与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笔下的“细侯”都是卓立世界文坛的复仇女性。评论界通常关注二者身上相同的叛逆复仇特性，而本文站在“母亲”这一女性特殊角色的立场去略论两位女性母性的缺失，得到的是风格迥异的两位中西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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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母性; 美狄亚; 细侯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19 文献标识码：Ａ
在人类社会中，“母杀婴”是自古存在却违背人类自然本性的特殊现象，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给文学评论出了个大难题。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笔下的“美狄亚”与中国清代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笔下的“细侯”都是卓立世界文坛的杀子复仇女性。评论界提及这两位女性时，通常从女性主义角度，以“杀子惩夫”为着眼点，关注两人作为“落难女性”的相同复仇特质，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将二者并入同一阵营，视为豪迈的叛逆者。这样的探讨主要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将二人视为“女人”或“妻子”，将“杀子”视为报复男性之手段，而很少重视她们的另一身份――“母亲”。无论是美狄亚还是细侯，她们能有“杀子”之举，都是母性缺失所致。但母爱天成，是什么使两人的母性瞬间丧失，成为杀子的“恶母”？关注此点，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同途殊归”、风格迥异的两位女性形象。
一、隐匿母性的时代
欧里庇德斯的悲剧《美狄亚》创作于公元前431年。当时正值雅典奴隶民主制社会衰落时期，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传统宗教观念和道德标准土崩瓦解。正如剧作中歌队所唱那样：“如今那神圣的河流向上逆流，一切秩序和宇宙都颠倒了” ［1］（P121）。而且早在公元前5、6世纪期间，希腊的婚姻制度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然而这种婚姻制度只对女性有限制影响。女子被禁锢在闺阁中严守贞操，不参加公共生活，不享受任何政治权利，沦落为男性的财产和附属品，西语论文网站，成为劳作的奴隶和生儿育女的工具。而男子则可以另有外室，不受任何法学或道德行为的约束。在剧作里，美狄亚的声声哀怨便是对当时男尊女卑社会最好的斥责：
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争购一个丈夫，他反而会成为我们的主人……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的烦恼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1］（P116）
这种男权社会的道德或法学绝不会对抛妻弃子的伊阿宋有任何斥责或惩罚，而处于被驱逐处境中的美狄亚，面对丈夫的恶行哭诉无门。整个时代的男权意识本身就具有悲剧性，它没有给像美狄亚这样的女性以丝毫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这使美狄亚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惩罚这个负心汉。而在男权社会中子嗣象征着家族血统的延续，对男子来说异常重要，所以怒火中烧的美狄亚复仇的烈焰盖过了所有其他性情，也包括自然天成的母性。“她杀害儿子表面看来是一种罪行，但骨子里却是社会的罪行，因为那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迫使她这样做。” ［2］（P61）时代让美狄亚浓浓的母爱退居次要地位，她杀子复仇表面看是在抗拒伊阿宋，实则是在对抗她生活的这个时代。
再来关注同样不幸的细侯。细侯生活的中国清代从思想到制度都被高度地封建礼法规范起来，同样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儒家的学说成为神圣不可违犯的教条，禁锢着人们，尤其是女子的言行。她们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这些传统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沿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左右着人们的一言一行。
细侯原为青楼女子，本无贞节可言，但她异常向往“纳太平之税”、“闭户相对，君读妾织” ［3］（P234）的良家女子的生活；满生离去后，她“杜门不交一客” ［3］ （P234），表现了对满生的忠贞；面对鸨母的责难，她表白说：“满生虽贫，其骨清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 ［3］ （P234）这里的细侯表现出的是对超越金钱之上的爱情的坚定，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细侯所遵循的爱情仍是信守封建宗法道德的爱情。当她决定追随满生之后，她便按照时代的要求努力使自己从一而终。但细侯已为商人妇，不能从一而终了，所以当满生归来、细侯得知一切是商人诡计后，她便努力把自己还原成初见满生时的样子，而商人之子是她不忠的最大标志，所以她实施“杀子”以掩盖与仇生子的不贞，实现她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与夫共始终”的理念。
另外，美狄亚在杀子之前犹豫不决，饱受痛苦的心理折磨，母性在美狄亚身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只是退到了复仇心绪之后。但细侯杀子果断而决绝，因为在她眼里，这个孩子是自己不忠的恶果，杀子能使她符合那个时代的伦理规范要求，她并不感到痛心。
由此可见，美狄亚和细侯的杀子都与当时的时代教化有关，但美狄亚是在时代的逼迫下被动地将母性隐匿起来，她用杀子之举报复丈夫，抗议社会，为女性申诉――是时代的真正反抗者；而细侯主动将母爱天性抛弃，杀子是她实现良家女生活模式的选择――她不是时代真正的反抗者，反而是封建礼教的归顺者和时代的顺从者。
二、扼杀母性的“自我”
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走在时代漩涡中的两位女性都隐匿了天性，但如果我们将目光从时代的大背景缩小至两位女性自身价值追求的话，将呈现出另一幅中西女性对照图。
美狄亚的故事源自古希腊“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神话传说，悲剧“美狄亚”形象只有与神话形象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复仇女神”形象。在传说中，美狄亚杀子前炽热地爱恋着伊阿宋，为了爱情，她背叛祖国和父亲，偷走国宝金羊毛，杀死兄弟，可谓破釜沉舟。所以当遭到背叛时，美狄亚疯狂到“不是一个女人，乃是一只牝狮。” ［1］ （P150）
这股逆时代潮流的复仇巨浪根植于西方独有的“个体主义”文化。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贫瘠的土地使大海成为上古西方先民的衣食父母，渔耕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大海的喜怒无常和难以驾驭使他们重视个人的体魄、智慧等能与之抗衡的条件。同样，与大海的搏斗培养了他们自由奔放、崇尚冒险、偏爱征服的性格。这一切造就了一种“人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以“个体”为本位，把人看作“独立的个体”，而非“群体的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生长的人重视“自我”，视自我尊严、自我理想和价值的维护与实现高于一切。
基于这种文化土壤长成的美狄亚，“母亲”这一身份是摆在“自我”身份之后的。面对背叛，她站的立场首先是“女性个体”，其次才是一位“母亲”。作为与男性平等站立的一个“人”，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被伤害与欺骗。她不允许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受到践踏，自己真心的付出不被珍视，杀子不仅是对伊阿宋的沉重打击，也是还原自我个体价值的方式：“不要有人认为我软弱无能，温良恭顺；我恰是另外一种女人：我对仇人很强暴，对朋友却很温和，要像我这样的为人才算光荣。” ［1］ （P133）这些都可以看出，母性在这时退到了“自我”意识之后,受强烈个人意识主导着的美狄亚孤单一人面对强权、欺骗和抛弃时，没有沉浸在自哀自怨中，而是毫无畏惧地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大胆反抗。她以疯狂的血淋淋的复仇，捍卫了自我的名誉与尊严。
但中国的“美狄亚”则不同。细侯所属的中华民族远离海洋，亲近黄土，以农耕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群体性文化。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使人们的个性与自我意识长期受到压抑，尤其是女子的个人意志，更被扼杀在庞大的社会制度与思想专制下。一生当中女性属于家庭，她们的身份是女儿、妻子、母亲，唯独没有自我。这种民族意识使“人”字在细侯头脑中不是第一位的，她的杀子不会像美狄亚那样是为自我而战，而是为了惩罚恶商，回归家庭。如果没有满生的再次出现，没有对富商骗婚计谋的知晓，她恐怕会怀抱孩儿过一辈子商人妇的平静生活。中国的“美狄亚”还没有形成女子独立为“人”的观念。无论是“嫁商”还是“归满”，都是一种依附于男性的生活。她的归宿，是归于封建礼教下的“情”，而非独立个体的“人”。
由此可见，中西美狄亚杀子行为背后是不同的个体价值取向，在对个性的重视和发展方面，西方女性远比中国女性更接近正常。美狄亚张扬不屈的个性，追求自由人格的本真；而细侯杀子追求的是伦理使命下的完情，崇尚人伦道德的完善，她们分别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
三、牺牲母性的“主谋”
美狄亚与细侯的杀子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外因素，但我们不应忽视在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的杀子的真正元凶――著作的作者。任何一部著作，无论是情节的构思还是人物的刻画，都出自作者手笔。可以说，两位作者才是杀死美狄亚与细侯孩子的幕后主谋，受他们的意识与笔杆的操纵，两位女性才做出了有违常人本性的行为。
欧里庇德斯是古希腊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之后的“古希腊悲剧诗人”。“照埃斯库罗斯的看法，命运接近于神性；照索福克勒斯的看法，命运是存在于人类之外的抽象概念；然而，照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命运就在人自己的身上。” ［4］ （P325）在《美狄亚》中，欧里庇德斯借美狄亚之口说道：“谁说世界上有神？没有神，没有神。” ［1］ （P113）在欧里庇德斯这里，神已经黯然失色，对神和一些相关观念的虔诚信仰淡漠了，神不再决定一切了。对“人”的高扬和对“神”的否定，使欧里庇德斯让美狄亚痛苦到思索“怎样才能结束我这生命” ［1］ （P112）的时候，不但没有“死掉”，反而坚持“向我的丈夫，向那嫁女的国王和新婚的公主报复冤仇。” ［1］ （P117）她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普罗米修斯作为神却对命运束缚的无奈，超越了俄狄浦斯对执着抗争却难逃命运之网的慨叹。欧里庇德斯塑造美狄亚这一形象，让其有杀子的壮举，并着力刻画她在杀子前矛盾痛苦的心理，旨在彰显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内心深处的灵魂冲突，体现“人本主义”精神。而同样安排笔下人物有杀子之举的蒲松龄，他的用意却与欧里庇德斯不甚相同。
前文论述得出细侯并不是一个超越封建世俗的女子，她无法体现作家对当时时代的超越，细侯杀子体现的是蒲松龄鲜明的道德判断和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细侯杀子本为恶行，蒲松龄却对这一行为网开一面：“破镜重归，盟心不改，义实可嘉。” ［3］ （P234）在蒲的眼里，西语论文范文，细侯对满生有着超越金钱的“义”，是蒲松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道德理想的现实化身。她坚定不移的爱情使蒲松龄虽深感其残忍，但情义可嘉可叹。
其次，文中的“满生”仅有“薄田半顷，破屋数椽而已” ［3］ （P233-234），后落魄至“邑中授徒” ［3］ （P234）；而蒲松龄在年少分家时也只是分到薄田二十亩，农场老屋三间，在仕途不顺后，他的大半生也在缙绅人家坐馆教书，这些都和满生极其相似。而《聊斋志异》里众多鬼狐花妖的故事都是蒲松龄这位落魄书生在寂寞生活中的幻影。清苦的满生博得了细侯“携所有以归满” ［3］ （P234），这正是长期处在孤独压抑境遇中蒲松龄孤愤心志的抒发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所以说，两位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东西方作家，虽然同样安排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变为杀子的“恶人”，但他们怀着的却是不同的写作初衷。在更深层次的创作动机指引下，两位作家都无情地牺牲了著作中的“孩子”，牺牲了女性作为母亲的天性，成就了中西文学史上名流千古的杀子惩夫的复仇英雄。
“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和无性之间所谓的‘女性’。” ［5］ （P23）同样，女子的母性虽是与生俱来的，但由于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所以母性除了自然母性之外，还应包括后天形成的文化母性。时代、民族品性、男性话语等都对母性的建构与缺失有重大作用。站在“母亲”的角度去思考，除了可以得到东西方同样杀子惩夫的两位女性背后的相异之处，也可以看出，时代应首先还给女子作为“自主的人”的权利，进而建构起两性和谐平等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实现自然母性与文化母性的合二为一，建构均衡协调的人类世界。
参考文献：
［1］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戏剧选［M］.罗念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3］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陈洪文、水建馥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探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
［5］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李汉举）
收稿日期：２０12-01-10
作者简介：孙文娟（1981-），女，山东淄博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讲师，探讨方向：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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