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与外在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都会造成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理念的异同。新闻传播承载着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提供娱乐、促进社会进步等功能。由于历史起源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异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新闻传播理念和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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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在传播学理论中，信息传播主要包括四种基本要素：信源(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信宿(受众)。这四种要素构成了信息传播活动的主体。媒介生态学者认为，媒体的报道受到媒介生态环境的潜在作用，媒介生态环境包含诸多因素，主要包括一定时代的政治氛嗣、价值取向、媒介性质定位、调控机制、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鉴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具体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在传播学的框架内，这种新闻传播理念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信源：政府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不同
信源是信息传播活动的发起者，他们是信息的第一发布者。新闻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能忽略信源的重要性，新闻媒体要充分考虑信源的可信性、真实性和权威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他们掌握着很多稀缺的社会信息资源，不论是中国的新闻媒体，还是西方的传播媒介，都非常重视政府这个巨大的信息来源，在进行采访报道时，都会涉及政府的声音。但是鉴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媒介对政府这个信源的利用程度不同。首先，中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维护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媒体一向将“同”放在第一位，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首先会去寻找政府部门，去采访官方发言人，收集政府部门的声音。特别是在进行灾难性新闻报道时，西语论文题目，政府发布的信息会成为新闻媒体的主流信息，很注重利用政府这个资源进行舆论引导。西方新闻媒体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工具。他们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也会去利用政府这个信源进行信息收集，通过采访政府的信息去提升报道的权威性，但是，西方媒体对政府这个信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他们总是试图去寻找更多的多元化声音，包括政府以及反政府的，西语论文，这样就能向受众展现其客观平衡的新闻观念，建立较权威的公信力。
其次是对政府这个信源的质疑程度不同。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同时由于中国媒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惯，中国新闻业强调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是党的舆论机关，强调新闻媒体的喉舌影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无条件地同党中央的舆论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在涉及一些重大问题时，不许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和信息。关于政府的言论和信息，中国媒体一般都是全盘接受，不会去质疑政府这个信源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有时会造成出现虚假信息的情况。而西方实行的是主要以两党或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新闻媒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俗称“第四权力”。新闻媒介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可以去获取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但他们往往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不会毫不怀疑地接受政府发布的信息，毕竟政府代表的是权力机关，不是新闻机构。他们对政府的怀疑精神值得中国媒体借鉴，既有利于新闻媒体自身的发展，更有利于整个中国政治民主的建设。
信息本身：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别
新闻报道是大众传播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一种活动。中西新闻媒介在面对同样一条新闻事件时，会出现不同的报道方式、写作思路及关注重点。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新闻事业的新闻报道理念不同，新闻报道理念是人们对于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看法、观点的累积和整理，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之后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中西方在新闻报道理念中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新闻真实观和新闻事件的选择标准。
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失去真实性的新闻不能称之为新闻。不论是中国新闻事业还是西方传播媒介都将真实视为新闻的第一生命，都很重视新闻的真实性，都要求从业者坚持客观公正的准则去报道新闻，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会有所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都很强调“用事实说话”这样一条报道准则，“用事实说话”是指在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事实的适当选择与表述，巧妙地传达传播者的立场与观点的一种报道准则与报道措施。中国的新闻媒体在进行事实报道时，不仅仅局限于将事实完整地呈现给广大受众，还强调通过对事实的报道充分而含蓄地表现作者乃至媒体的倾向，即所谓的“寓情理于事实”，既强调事实真实，又重视意义真实。与此相反，西方新闻界定义的真实性，则侧重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他们认为在新闻报道中，媒体记者应该将事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地表达出来，要做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要求记者不能把先人为主的意见掺杂到报道中去，从而导致其作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新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严格遵循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基本规律，而西方国家的新闻在理论上是将真实性与倾向性分割开来的”。
新闻报道理念的异同还体现在不同的新闻选择标准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探讨所对中国记者职业意识的调查(1997年)和美国学者戴维・H・威沃尔与C・克里夫兰・沃尔特对美国记者职业功能角色的调查比较，发现在新闻价值诸要素中，中美两国新闻工作者对“何者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这个问题的判断相去甚远。中国新闻记者判断新闻价值最主要的标准是：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中国记者既注重报道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注重报道与人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闻。而美国新闻记者最推崇的新闻价值是接近性。他们认为最佳著作主要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故事及社会新闻，如对于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新闻、犯罪新闻、体育新闻、名人报道、事故与灾难新闻等。简而言之，中国新闻记者新闻价值标准的首选是“重大性”，美国新闻记者新闻价值标准的首选是“接近性”。不同的选择标准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新闻报道理念。
信宿：新闻报道中的受众地位异同
新闻媒体在国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决定了受众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在我国，新闻媒体在国家运作和社会稳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的舆论宣传工具、党的耳目喉舌。中国媒体的功能不仅是传播信息、文化教育、提供娱乐，更重要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受众进行舆论引导。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更多的是以传者为中心的特点，受众需求并不是最主要的报道出发点。这种报道理念虽然能够保证媒体舆论的一致性，但却不能很好地了解受众需求，容易导致媒体失去市场、降低竞争力。
在西方新闻界，他们自身的定位是市场产业，在兼顾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重视市场效应。“在西方，新闻媒体早就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既是传播媒介，又是商业性经济实体，受制于一定的经济财团。它们拥有自己的私有产权、充分的经济自由选择、完善的市场体系、完备的生产和消费资讯。它们唯一面对的就是受众，媒介的生命就掌握在受众手里，考虑受众的需要是传媒利益的最大化准则，是它们获取读者、市场和利润的根据和保证。”西方新闻界这种以受众本位的传播特点，能够更好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但容易出现为了吸引受众而导致黄色新闻泛滥情况的出现。
综上可以看出，中西方的新闻传播理念的确存在一些异同。毕竟，西方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所处社会的经济架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文化观念是以崇尚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强调新闻自由受着阶级性、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强烈制约。虽然两者在新闻传播理念中存在很多异同，但我们要秉持“和而不同”的观念，学习西方先进的操作技术和传播理念，批判地利用西方合理的新闻观念和组织制度，不断地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飞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