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对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分辨出双方译论在翻译过程中的特点。一方面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长短处，知不足然后有所学，另一方面，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相同的难题，比如翻译的标准、风格的传达、文化的障碍等。关于这些问题，中西译论中都有大量阐述，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从而推动翻译实践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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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方翻译理论 中国翻译理论 一致性 不同
西方译论从公元前约46年古罗马哲人西塞罗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对于“解释”和“演说”的论述算起；中国译论则从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算起，中西翻译理论均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而考察现、当代翻译理论，就会发现中国译论在较长时间里没有什么重大突破，而西方译论则新观点、新概念层出不穷。因此，在中国的翻译理论进入相对“静寂期”之时，将中西方译论进行比较探讨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拟先理顺中西译论的发展线索，然后找出相同和不同之处，并略论其原因。
一、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谈起
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文艺学线索，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家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捷克）列维和（前苏联）基维・加切奇拉泽。按照这条线索，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再创造。理论学家除不断讨论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之外，还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进行了略论。他们强调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文学天赋。另一条线索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索。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影响的略论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等。
二、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来谈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准则。晋、前秦时期，道安继而在《俾婆沙序》中提出了“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的主张。而唐代僧人玄奘，其指导准则是：“既需求真，又需喻俗。”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
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开创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作品为主，如《天演论》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准则。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茅盾、郭沫若、钱钟书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是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语调”，即强调“神韵”这一观点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译”的说法。此外，傅雷、陈西滢、林语堂、朱生豪等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第四次翻译高潮：改革开放至今
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在翻译措施和文学翻译的风格上、翻译措施理论和与文体的关系方面、翻译探讨领域里提倡与文化探讨相结合等方面，许渊冲、刘宓庆、王佐良等的见解都拓深和加宽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三、中西方译论发展的一致性
对于翻译的标准问题，不同的观点往往会使译者采取不同的措施，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中西译者都面对着“信”和“达”的矛盾，历史上对这一问题也争论不休。18世纪英国的坎贝尔和泰特勒几乎在同时提出了十分相似的翻译三准则：（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三）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过了约一个世纪，中国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翻译三准则――信、达、雅，西语毕业论文，被奉为翻译之圭臬。从那以后虽有人不断想修正甚至取消它，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什么别的标准可以取而代之。有人认为严复受到了泰特勒三准则的作用，但从严复的论证及所引来看，这个标准应当是从我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注意到了忠实、通顺、传达原文风格的必要性。双方都把忠实放在了第一位，这是由翻译的实质所决定的。
翻译不同于创作，译者不能随意在原文中增加原文没有的思想和内容；但仅传达内容是不够的，还要使译文可读，如果原作是文学著作，那么译作也应是。无论是“三准则”还是“信达雅”，都较全面地概括了译作所应达到的要求。但现代有些理论常常只重视了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比如“读者反应”论就过分迁就译文读者，而在传达原文信息（尤其是文化信息）方面做得不够。不过“三准则”与“信达雅”这两种提法都过于简略，关于翻译中实际困难的指导意义不大，比如一个“信”字，疑问很多。“信”即“忠实”，那么在原文形式和内容发生矛盾时忠实于谁呢？这个问题还需要不断探究。
对于直译和意译。所谓“直译”指字对字、行对行的翻译；“意译”则指通过忠实而又自由的重新述说来进行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主要采取意译的著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批评家的严厉批评，如林纾所译的小说和蒲伯翻译的荷马著作。由于翻译这一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它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有艺术创造性，就像德莱顿所说的“好比把两腿捆起来，在绳子上跳舞”。所以直译意译之争往往走向折衷。“可能时尽量直译，必要时尽管意译”，正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接受。
四、中西译论发展的不同之处
中西译论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在面对翻译问题时，往往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做出不同选择，西语论文题目，或者论述的侧重点不一样。例如，在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近现代的翻译活动中，中国译论对翻译的功用强调得比较多。如康有为在《强学会章程》中把“译印图书”放在第一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也十分强调翻译工作关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翻译常常是不发达国家在寻求知识和觉醒的斗争中唯一有利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国向来讲究经世致用，传统文论也比较注重文学的教化影响。所以在翻译实践中，东欧弱小民族和反映社会问题的著作如易卜生的戏剧得到大量译介；在理论上，对翻译功用强调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西方的文论中，对可译性问题谈论得比较多。首先提出不可译问题的是在《圣经》中。处于对上帝的虔诚，不可译论者认为《圣经》的语言是神秘的，它包含着神的指示，谁要去翻译它就是对上帝的亵渎；而那些持可译论者则认为上帝的启示应该向民众传达。
西方由于语言学发生了革命，翻译理论从语言学汲取了养料，从而使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译论虽然在语言学方面并不发达，但在文革后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文化热”，主要探讨翻译和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探讨在西方也越来越多，不少翻译理论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文化翻译的问题。如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专列了一章来谈论翻译与文化。不过中国似乎更有理由在这方面多做文章，因为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间的转换，更涉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而中西方由于地理、历史、政治制度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文化异同很大，反映在语言中则成为翻译的障碍。
就总体而言，西方译论与语言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也是现在“翻译是科学”论的基石。这种观点认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支，应该用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对翻译进行科学的描写，而中国现在的翻译理论则与文化联系较为紧密。但无论是中国的翻译理论，还是西方的翻译理论，在对翻译的本体与外在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之后，翻译似乎依旧处于杂乱状态。关于翻译的各类问题，如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传达风格重要还是传神重要，仍然各执一词，中西方也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翻译学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不论如何，所有的努力均非徒劳，一门学科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有了一个终极结果，而在于它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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