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西命运悲剧和爱情悲剧的结局和过程、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进行比较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自己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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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悲剧;道德问题;个体与总体秩序;生活需要与精神满足;悲剧命运
对中西悲剧英雄的性格和命运进行透视可以用下面两部悲剧著作来略论。即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和中国的《窦娥冤》。《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运悲剧”:主人公愈是反抗命运,就愈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既然神谕说他会弑父娶母,他就可以不杀生、不娶妻,他也可以不解斯芬克斯之谜,从而不当忒拜国王,不娶伊俄卡斯忒王后。得到神谕之后,他完全可以不向百姓透露,也就不会酿成悲剧。他的崇高在于不停地行动、不断地解谜:他的悲剧不仅是命运的悲剧,也是行动的悲剧。
而窦娥是被―步步逼向悲惨结局的。善良的窦娥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悲惨的命运却找到了她的头上。在衙门里,窦娥为了使蔡婆免遭皮肉之苦,只得屈招了杀人害命之罪,最后落得一个斩首示众的下场。窦娥在“命运”面前,被逼下了万丈深渊。俄狄浦斯和窦蛾,一个是自己找到命运头上,一个是命运找到自己头上,两人的差别不言自明。
在中国的复仇剧中,悲剧《赵氏孤儿》一直备受中外学者的推崇。主人公程婴为了保护赵氏孤儿,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赵氏孤儿从险境中救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使赵氏孤儿以及国内其他婴儿免遭毒手。因此,程婴这位悲剧英雄的行动不能不说是主动行动。但是,却它与西方悲剧有着完全相同的精神实质:《赵氏孤儿》是一部惩恶扬善的道德悲剧。但在西方的同类著作中,就很难看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古希腊的复仇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第一部《阿伽门农》描写了克吕泰墨斯特拉及其姘夫埃癸斯托斯合谋杀害阿伽门农的故事。全剧反映了从血腥仇杀向法学裁判过渡的历史必然,并没有涉及到道德问题。总之,中国的剧作中,道德问题占据了首要地位,我们民族的忠孝观念束缚了悲剧英雄的手脚,使他们无法采取如此极端剧烈的行动;而在西方悲剧中,其支配影响的则是“必然规律”。 弑父弑君象征着对整个政治秩序和血缘关系的否定,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的反叛。这是中西“复仇悲剧”的第一大异同。
另外,有必要研讨一下中国和西方的爱情悲剧。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根本就顾及不到家族的世仇。他们丝毫也没有犹豫就决实逃往一块爱情的乐土。他们之所以失败只是出于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死亡并不能构成悲剧。中国的悲剧《雷峰塔》中,主人公白娘子是一位神话人物,她同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和美狄亚不无相似之处,有着超自然的力量,能施展出各种法术,同阻挠她实现爱情理想的各种外部势力进行了殊死搏斗。但她同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们还是有所不同。她的爱情对象许宣竟是一个庸俗委琐的小市民,使她在发现自己的爱情对象竟是一个薄幸小人时,但还是不忍心对他进行任何惩罚,她的软弱,使他们得以与法海串通一气.将自己镇压在雷峰塔下,造成了她的悲惨。
因此 从上面的略论中不难看出,中西悲剧英雄的行动是有所区别的。
1.中国的悲剧英雄是在肯定现存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动的,他们只是在一个总体秩序内部反抗邪恶。中国的悲剧英雄只是近况的一分子,他们无法更无意摧毁这一现存的总体秩序。从中国对君权和父权的肯定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西方的悲剧英雄则代表着独立的个体秩序。这种个体秩序和总体秩序直接对立,造成尖锐的矛盾冲突,产生惊天动地的悲剧效果,于是便出观了弑君弑父之类的极端行为,将体现着这个总体秩序的所有人际关系一扫而空。这就是中西悲剧英雄之间的最根本异同,这个根本异同决定了所有其它异同。
2.中国的悲剧英雄趋于认同于类型,西方的悲剧英雄则趋于分离出个体。中国的悲剧英雄则往往认为自己属于“清官”或者“忠臣”的类型,并且按此既定模式行事,因此很难承担起干系重大的个人责任。如果说俄狄浦斯的终极问题是“我是谁?”,中国的悲剧英雄则会问:“我们是谁?”――“我们”是清官,是忠臣,于是岳飞受旨,班师回朝,周顺昌领旨就擒,束手就戮,两人都保住了忠君的清名,但却丧失了取得个体身分的资格;西方的悲剧英雄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宁愿以个体的身分承担一切后果。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并不满足于解答斯芬克司之谜:“这是什么?”(“是人”。) 这个问题满足不了英雄寻求自我的强烈欲望。因此,俄狄浦斯转向了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我是谁?”促使他采取了一系列悲剧性行动,最后他认清了自我,于是就刺瞎了双目。
3.中国的悲剧英雄内心世界也比较单纯,往往或同外界的善、或同外界的恶趋于―致。正面人物“行善”永远是坚定不移,反面人物“作恶”也总是毫无顾忌;秦会杀岳飞,屠岸贾将赵家满门抄斩并要杀尽普国内的婴儿,做起来并无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良心上的谴责,缺乏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西方的悲剧英雄则由于高度的个体化,内心世界也分化出了“自我”和“他我”,心理冲突比较激烈。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弑君后良心上从未安宁过,美狄亚杀子前心中也感到巨大的痛苦;俄瑞斯忒斯拭母后遭到复仇女神的追逐,据说也是良心谴责的外射。
4.中国的悲剧英雄由于置身于一个封闭的总体秩序之内,个体意识极其淡薄,因此只求满足低层次上的生活需要,并不要求高层次上的精神满足,只能在低层次上就事论事地反对邪恶的现象,并不能从高层次上对现存的总体秩序进行本体的否定。因此,他们在生活上只求过丰衣足食、夫妻和睦的平安日子,并没有任何其它奢望;在政治上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决不肯以自我来否定皇权;西方的悲剧英雄则恰恰相反。他们所追求的是狂热的爱情(如《希波吕托斯》),无节制的放纵(如《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无条件的爱戴(如《李尔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如《麦克白》)等等,为了满足这些愿望,他们不惜采取最剧烈的行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中国的悲剧中,追求爱情的行动往往及其可怜;及时采取了某些行动,也决不会向西方的悲剧英雄那样坚决、那样剧烈、那样毫不妥协。
5.以上略论还揭示出中西悲剧英雄之间的另一重大差别,即西方悲剧英雄多是主动去找命运,中国悲剧英雄则多是让命运找到自己头上,西方悲剧英雄是在命运之外同命运抗争,中国悲剧英雄则始终被包含在命运之内,最后被命运所挤垮,所吞噬。在中国的悲剧中,英雄人物不逼则上不了梁山;他们之所以揭竿而起实乃出于无奈,只要具备最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也就不会铤而走险。促使他们走上反抗道路的不是改变近况、追求完美的愿望,而是贪官污吏、邪恶势力的凌辱欺压。关于他们来说,西方悲剧英雄的行为实在令人莫名其妙:他们明明生活得很好,却动辄采取一些令人疑惑的越轨行为,平白无故地生出许多麻烦事来――他们之所以向命运挑战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傲慢”,他们采取行动的理由似乎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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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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